撰稿／李泽旭（记者）
本刊记者曾从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所长山内静代女士手中获得这样三张照片，其中两张分别是进攻上海和长沙的侵华日军戴着防毒面具作战，另一张是进入上海的日军戴着防毒面具。
这些照片已成为侵华日军对华化学战的铁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双方使用毒气，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此后，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不再使用毒气。但在二战中，唯有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化学武器，也没有化学战的能力，因此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当时中国的化学战能力，侵华日军第一野战化学实验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毒服、消防粉，几乎没有防护糜烂性毒剂的能力，在野战防守时也几乎见不到防护毒气的设施。”
资料表明，侵华日军在我国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的多次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在2000次以上，施毒地点波及18个省区，造成中国军民9万人以上伤亡。
日本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的化学武器，毒源究竟在哪？
随着一些调查的深入和秘密资料的公开，许多人包括日本人知道了在日本的濑户内海有一个曾经在日本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大久野岛，这个被称作毒气岛的地方曾经是日本在二战中生产毒气的根据地。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与毒气岛形成一个完整的化学武器链条的，还有研发和教育机构，这就是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与习志野学校。
日前，在中日学者的帮助下，本刊记者了解到了日本二战期间化学战的三架“发动机”——登户研究所、习志野学校、大久野岛。
秘密战基地
日本广岛学院讲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中野胜告诉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虽然没制造原子弹，但是对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造，并使用于实战中。这一切通过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齐齐哈尔的516部队已经被世人所了解。其实在日本国内曾更有系统地更大规模地进行过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特殊武器的研究。其基地就是“陆军登户研究所”。因为这个研究所是秘密地组织起来的，所以除了有关人员以外连当地的日本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据中野胜介绍，日本陆军早就有了研究武器的机构。1903年设立了陆军技术审查部，1919年改为陆军技术本部，研究全面的武器。同时设立了“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进行军事科学技术的基本研究。这就是“陆军登户研究所”的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陆军开始研发毒气的实际应用。
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博士松野诚也在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军的毒气武器》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译）
松野诚也在书中记述，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三部在1932年7月接受了陆军科学研究所组织改编的命令，改称为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部。当时，与承担物理武器研究的第一部“停滞”的状况相比，“科研第二部在陆军中承担所有的化学武器的研究，很多研究人员拥有巨额的研究费用，显得很活跃”（原陆军大佐齐藤有“特殊武器研究的全貌”）。
同时，为了设置承担毒气弹专门教育的学校，在1933年8月1日，设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位于现在的日本千叶县习志野市），以后，该校承担了毒气战教育与毒气武器运用研究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在中国战线上使用了催泪瓦斯。从1938年4月开始使用了喷嚏性、呕吐性毒气（红剂）。另外从1939年5月开始，使用了糜烂性毒气（黄剂）。日本军在以中国军队为对手进行的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毒气武器使用经验。
1939年5月，在苏联和伪满边境爆发了诺门汗事件，并发展成为关东军与远东苏联军之间真正的战争，展开了激战。诺门汗事件是日本陆军第一次体验到的现代战争，关东军的第一线部队受到了以战车为主力的苏联军队的猛攻，几近全歼，遭受巨大打击。该事件以同年9月15日的停战协定收场，以后陆军加速了对苏毒气战的研究。
事件以后，虽然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关人多数被问责而更迭，但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大佐于1939年秋到陆军习志野学校任职。后来以他为中心，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假定对苏作战的大规模毒气战演习。稻田大佐认为，与苏联战争的开始阶段突破苏军坚固的阵地对于日本军来说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大量的炮弹，“在今天看来与之功效相当并能以其打开困局，想为有毒物质是也，即使用瓦斯并细菌”，在重视毒气与细菌武器的基础上，从“满洲国”东部向苏联境内进行侵略进攻作战中，发挥毒气的威力“是绝好的机会”。稻田大佐对即效致死毒气的大规模放射与芥子气弹的大规模集中射击等毒气用法进行论述，在“化学战对国军至关重要”的基础上，在大规模集中急袭的攻势的实用方面进行了建议。（稻田大佐《化学战概论》）
根据中野胜先生和松野诚也博士的研究可以看出，侵华日军通过登户研究所与习志野学校实现了其在二战中的化学战研究与教育，当时的中国成为了“魔鬼”的实验场。
毒气岛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毒气的产地，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所长山内静代女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源自日本一个名为大久野岛的毒气岛。毒气岛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建在日本本土上的一个毒气制造基地。为掩盖其生产毒气的秘密，这个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地图上曾一度消失。日本用于战争的毒气有90％在这里生产。从1929年研制生产到1937年大量生产，直至1944年迫于外界压力关闭，这里共生产出氢氰酸、催泪瓦斯、糜烂性毒气、吸入性毒气等共6600吨，半数以上运往中国。在二战期间，日军总共生产了700多万发毒气弹，7400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大部分都在中国战场上使用。
昔日生产化学武器的大久野岛，如今已成为日本的国家级度假胜地。如果没有当年毒气生产的厂房、毒气弹储藏库等遗迹的存在，人们很难将其与“人间地狱”联系在一起。
1929年，日本昭和天皇亲自下令在大久野岛建设秘密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所以在这里选址，因为大久野岛离本州岛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钟，便于联系和运输。同时，岛上原来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对他们进行迁移。战争期间，大久野岛上拥有庞大的毒气生产线、发电厂、储存基地和其他附属设施。岛上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时候达6700余人。
曾经在大久野岛亲身参与过毒气生产的藤本安马与村上初一因无法泯灭的良知，在多年之后揭露了毒气岛上的那段罪恶生产史。
“亚砷酸的毒性很强，摄入0．5克就会令人死亡。我做的工作就是将亚砷酸与食盐混合，全部是手工操作。两个人手持搅拌铲子将混入大箱子中的亚砷酸和食盐进行混合搅拌，然后用细网进行过滤。因为过滤物很细小，粉末飞起容易被作业的人吸入，所以必须戴防毒面具。酷暑中无法戴防毒面具，我们只好用纱布口罩和头巾替代。结果亚砷酸透过织物缝隙被吸入身体，影响到中枢神经。那时从身后看，（工人）身体在不由自主地晃动，就是中毒影响到中枢神经的表现。”（藤本安马）
1938年5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101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接受记者采访时，山内静代女士认为，“制造毒气这一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
贻害无穷
贻害无穷——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侵华日军遗留在华的化学武器、炮弹对中国人的伤害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日本政府估计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有70万发，我国政府估计有200万发）所害的中国人达2000人以上。
一位学者曾这样总结侵华日军的化学战：它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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