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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海南省高考成绩公布不久,有市民向教育厅举报,海口市海天学校的20多名考生在海南的高中阶段就读未满两年,不符合报考本科第一批院校的要求。海南理科高考分数第一名的李洋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海南出现了历年来最为严重的高考移民现象,据教育部门统计,共有9600多名湖北、浙江等9省份的考生来到海南省应考,也就是说,每5个海南考生中就有一个是“高考移民”。
高考公正和国家正义
正是7月,在湖北仙桃,大红色的“金榜提名感恩宴”横幅高悬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斗大的“百舸争流宴”、“鱼跃龙门宴”是横幅中醒目的金黄色,“状元会精英”是其中的菜谱头条。追捧状元的热度似乎和气温一样居高不降。
李洋,仙桃孩子中的一个,尽管此时他已经成为国内备受瞩目的新闻人物,但在这座鄂中小城,他也只是人们谈资中的一小部分。
在短短的时间内,李洋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被告知高考分数海南理科第一名,上清华大学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紧接着又失去了就读的资格。因为有人举报,他在海南就读未满两年。不符合报考本科第一批院校的要求。
“我们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考试的小孩多的是,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仙桃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有关李洋的报道,奇怪这也算是新闻。“我们这里的分数太高啦,好大学名额又少。”
据了解,在仙桃市,这个城区人口40万左右的“状元之乡”,仅去年的高考移民就达到400多人。前几年高考移民多流向海南,现在,已经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不发达地区和北方城市。市教育局长邹汉林断言,今年高考缺考的考生,其中90%都是移民。但当谈到一个假设——如果他的孩子学习也属中等,他说:“我也会想办法给孩子办移民。”
在湖北的教育史上,小小的仙桃曾经颇具传奇色彩:1987、1988、1989、2003年,湖北省高考文科状元均出自仙桃市。每年都有孩子从这里走向清华和北大。
当地某校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清华和北大在湖北的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五分之一,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和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考生高160分,最高时能达到220分。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这里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北京或者上海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什么叫公平?我觉得,人在哪都能考进清华北大才叫公平,不过啊,呵呵,这做梦 。我就支持‘移民’!” 他大声说。
仙桃的高考移民文化
“你家伢子(孩子)到哪考的?”
“在河南登峰。”
7月19日,仙桃中学门口,两位中年男子用当地口音在交谈。
当地人谈论移民时没有什么忌讳,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2003年,当在父母的一再劝说下,李洋拿着海南省户口的时候,这个在当地重点高中读书,学习成绩在班级前10名的孩子别扭了好一阵子。他还不是那么清楚明白,在这个高分云集的湖北小城,一张户口本上的薄纸片,能改变什么。
李洋曾经就读的仙桃中学高三(1)班,是该校的实验班。在2005年高考中,6名同学被清华等重点大学录取。该校副校长关仁彰说,李洋走之前成绩在班里排在前10名左右,按照这个成绩,上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要进入清华大学,还是个未知数。
一直以来,新疆、内蒙古和陕西等大学录取分数较低的北方省份,是移民的选择。而与此同时, “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使海南成为“高考移民”向往之地。
数据显示,省外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报名的人数在逐年增加,1999年198人,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24个省份,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李洋只是众多海南高考移民中的一个。
李洋在海南考出的897分,如果没有那一通神秘的电话,揭穿了他的高考移民身份,不出别的意外,他将顺利地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
让孩子“移民”到海南去高考,一位家长说代价通常是两万元左右。李洋的父亲李华中(音)两年前在仙桃市计生局买断工龄,李华中的同事说,李华中在海南买了房子,给李洋和李洋的妈妈办了海南的户口。这个说法得到了李洋的叔叔的印证。
一位考生父亲告诉记者,他到海南为女儿办理高考报名手续后,就让她继续回仙桃读书复习,“她都不知道自己在海口‘借读’的那所学校,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考生父亲苦笑。他和爱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在三千元左右,办移民花费的两万元,是他们一年省吃俭用的积蓄。
仙桃市某市领导的秘书坦言,有能力给孩子办移民的,大部分还是仙桃市的公务员和做生意的个体户。在仙桃当地,很多家庭的月收入仅仅在千元左右。一些没有能力给孩子办移民的家长因而感到愧疚:“我对不起孩子。” 一位在仙桃市区工地上打零工的父亲这样说。
命运的分水岭
在李洋的家乡仙桃市,教育系统内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高考笑话,说的是2000年的一天,一位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仙桃民工遇见了工地的工程师,聊天时才发现两人都曾参加过1987年的高考。民工当年的高考分数比工程师高出50分,但在湖北省却落榜了。
“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仙桃市实验高中教高三的历史的何老师说,“那个民工就是我同班同学的亲戚。”老师也把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学生听,他很明确地告诉他们,高考就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他们的人生可以因为分数和别的地方的孩子不一样,“比如北京或者上海”,而改变。
何老师所在的仙桃实验高中不是一个重点中学,但即使在这里,老师也是和学生一样,5点就起床,5点半上早自习,晚上11点下晚自习。
实验中学门口,挤满了低矮的小饭馆和商店,老旧的租书店,以及高低错落的住宅楼。电线杆上和商店的玻璃柜台上贴着清华大学学生即将来演讲的大幅广告,广告语是“怎样规划你的人生”,宣传画上是在清华大学校门口张臂欢笑的学生。
相比之下,仙桃中学的校门要气派得多。这个中学在当地被称为“大学保险箱”,但即使是这所中学的副校长关仁彰,在说到如果自己的孩子也是学习成绩中等的时候,他也立即回答说:“肯定也得想办法移民,走个好点的学校,就算是三万也得掏!”
关仁彰在谈到仙桃中学的经验时,不愿意多说,只用“学生刻苦,老师敬业”来形容。一位老师将这个说法具体为:“五点钟起床,十二点回家,凌晨一二点睡觉。” 而一位高三毕业生将老师的办法总结为:“题要做‘熟’做‘透’,人要钢筋铁骨”。
“老师辛苦,学生更辛苦。”该校的教务处主任罗哲明叹气,说:“就算这是违背了教学规律,但最后高考要的还不是分数吗?没有高分怎么进大学,进名校?”
而从外界的反应来看,仙桃本地的高中老师也非常受外地学校的青睐,根据仙桃市教育局近三年来的统计,每年都有十几位高中老师被高薪挖走,多是到广东和海南以及福建这些沿海地区去带毕业班。
提到各省市分数的差距,仙桃中学副校长关仁彰说:“这个老师和家长心里都清楚,但是没法给学生讲,也根本讲不清楚。”
离开还是留下,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7月19日,星期二,当出租车穿越仙桃市的小巷,不时可以听到“噼里啪啦”撮麻将的声音。那些声音从挂着饭店招牌的小店和路边的桌子上传来,那里不时晃动着年轻的面孔。
“有的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就专门赚‘抽头’。”出租车司机解释说,他们让别人在自己家打麻将,然后抽成,每桌能收五块到十块钱不等。
一位50岁的仙桃出租车司机说,在仙桃市,考不上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可怕的,因为即使大专和本科毕业的学生也很难找到工作。
即使是仙桃市区的孩子,也常有为上大学的学费发愁的,因为父母没有工作或者得病。更多的仙桃农村孩子面对的是从高中就开始高昂的学费,如果加上生活费用,一个学生一年至少需要5000元,这意味着很多贫困的家庭彻底放弃了让自己的子女跳龙门的希望。他们不念高中,而成为餐馆的服务员,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但他们比父辈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们很无奈。
一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里被称作“民工”,很多人在翠绿的珠三角、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工厂里每天12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只挣600元地生产着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各地的小商品市场与超市中。而这也很可能是这些孩子的前方路途。
“李洋,你还好吗?”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李洋。
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六七秒钟,最后,这个经历了状元——清华大学建筑系——复读的16岁的少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个字:“嗯”。来自他家乡的同学,一位17岁的少年担心李洋会自杀,少年在QQ上留言:“让高考见鬼去吧!!”字的后面,跟着一个愤怒的小红脸。
而仙桃中学的一位高三毕业生则在校友录上写道:“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李洋7月曾和母亲到仙桃精英学校联系复读,在这所学校大门外,汉江水在缓缓流淌,几艘轮渡停在宽阔的河道边。那些像李洋一样曾经带着梦想离开家乡的孩子,像这河水一样,四散流落到中国地图上那些对年幼的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还将继续下去。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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