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南京报道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反复跟专家们强调的一点，就是不掺杂任何观点”

　　“对不起！”40多岁的日本人池上雅夫特地折回来，对着一个陌生的中国服务员深深鞠了一躬，才匆匆离开。

　　2分钟前，来南京洽谈生意的池上误闯了凤凰台大酒店三楼会议厅，不识中文的他经过酒店职员解释，才知道这里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首发会，不是他着急赶往的洽谈会。

　　池上连忙边说对不起边跑着离开，可到了电梯口，他又折回来，脸上的表情，像是为了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弄得那个被他致歉的服务员一脸莫名其妙。

　　会议厅里的人们并不知道门外发生的这件小事，他们专注地讨论着这套7月30日正式发布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意义以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你不熟悉的一个南京大屠杀

　　作为一段历史，南京大屠杀必然是一场屠杀，也理所当然地有着我们的习惯性联想，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齐了共有20多册、1000万多字。它集合了国内外5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多，在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以及南京大屠杀见证人和幸存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全书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视角。它不仅有中国人“熟知”的主体，更是首次增添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经整理分类，这套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先期出版八册，书中收录了大量首次公布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数据和资料，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和《日军官兵日记》，因为这三册书中除了有对大屠杀的描述和确认外，还提供了一些战时的真实“细节”和信息，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删减。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其“支那事变日志拔萃”中记述：“我军在入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

　　而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在1938年1月6日日记中记述：“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些日记不光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同时还有日记作者的内心感受。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录了个别日本兵在大屠杀期间，即感受到了良心谴责的事实。

　　一位德国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外科医生的日记中这样记载：“2月初，一位老人实在无法向几个日本士兵提供花姑娘和牲畜。日本兵恼火了，他们将他捆住，吊在离地3英尺的两根柱子之间。然后在他的下面点了一堆火。火焰烧掉这位老人下腹和大腿的皮肤，胸部和手臂也被烧伤。有位日本士兵看他年龄大，可怜他，将火扑灭……”

　　“现实就是这样，残忍是客观存在的，善念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夸大和缩小任何一种，都是不理性的，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粉饰和利用了历史。”参加资料收集的一位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另一方面，史料编写组收集了当时《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华盛顿邮报》、《读者文摘》等第三方媒体的报道，它们除了关注日军暴行以外，同时还与中国军队的情况作了对比。

　　比如,1937年12月15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称:“日军口口声声要寻求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使他们失去极好的赢得中国民心的机会。中国军队的士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日军进城时南京城里似乎有种模糊的,松了口气的感觉。人们觉得日军的行为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顷刻之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

　　“这是一套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汇总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它存在的前提就是客观。”本套书的责任编辑何民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没有修饰或删减任何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的内容

　　本套丛书的主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的张宪文教授表示，“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反复跟专家们强调的一点，就是不掺杂任何观点，为此，我们连资料中的错别字都原文登载，只是在后面打个括弧，注明一下这个是错别字，所以更不用说像以往一样专门去修正一些政治专有名词的用法了。”

　　翻译《日军官兵日记》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遵循的翻译原则就是全部呈现，比如说，没有修饰或删减任何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的内容。

　　“在这套书中，日本官兵对于天皇的崇拜心态，他们中一些人对于杀戮行为的本能抵触，都出现在书中。”何民胜说，“这些东西没有在审查时被修正和删改。”

　　何民胜认为，这样，可以更加有力地用事实揭穿日本断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

　　人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印象，除了亲身经历，通常来自他者的传播，其中最为主要的途径就是教材。

　　以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二版的高一历史教材为例，在描述南京大屠杀一章节时，在500多字中使用了许多类似“令人发指”、“暴行”、“惨绝人寰”、“罪魁祸首”、“别有用心”和“掩人耳目”等形容词，并使用了较多的感叹号以及“这都是铁案，谁也推不翻的”判断语句。

　　而在近来颇受瞩目的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则几乎没有形容词,语句平实,描述的重点是数字和屠杀的起因。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意识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不仅对日本，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张宪文教授说。

　　真实的国家需要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石

　　实际上，这套丛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项目，但提出开展这个研究项目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日本方面——日中友好会馆。

　　关于这个会馆，据张宪文教授介绍，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10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中国提供协助。

　　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展开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而此次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之一。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们近年来始终追究的一是日本否认这一历史事实，另一个就是关于被屠杀的人数。在这套书中，我们也有专门一册，通过南京大屠杀前后的人口情况和战后损伤情况来客观反映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但除此之外还是有问题的。作个设想，如果日本有朝一日承认了这个事实，承认了非日方统计出来的屠杀数字，那一切就结束了？”何民胜编辑反问，“在反复要求理清事实的同时，是否还应当在这段历史中获得其他更有价值的经验？”

　　“追究历史本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误，造成同样的悲剧。而且，一个真实的国家必然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石，否则对于她的国民来说既是不和谐的，也是十分脆弱的。”韩国历史学者李贞杉说。

　　给年轻人一个理性的过去和未来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代人远离了战争，远离了屠杀。即便是南京城里的后裔，祖辈们时刻唠叨的血海深仇并不妨碍他们在洁净的日式料理店里享受美味的清酒和鳗鱼蒲烧。

　　但同时，他们又往往会因为偶然的一些刺激言语或者随大流的心理，忽然把自己心爱的索尼数码照相机、松下手机统统锁进抽屉，举起手臂，高呼“抵制日货”，并无比兴奋地因为某个由头走上街头，砸碎日本餐馆的落地玻璃窗，然后不忘顺手吃上一个鲷鱼寿司。还有在一堆万人签名中留下自己慷慨激昂的青春印记，而这时，他们可以并不在意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

　　“是的，毕竟60多年过去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段历史无法避免地开始淡化，尤其是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虽然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但事实上这个印象还很脆弱，所以，某种条件下这些年轻人就很容易被左右，做一些极端的事情，而有些老一辈人因为经历过，容易心怀偏见，也比较极端。” 何民胜说。

　　他说，这也正是出版这套书籍的另一个立场，对日本来说，是对其行为的一种证明和确认，而对中国人来说，全面了解真实的历史，获得一个有力量的根基，不仅为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更是要从中获取经验，去思考怎样不再次受到同样的屈辱，怎样不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曾任中宣部部长的王忍之表示，类似《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是要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

　　“简单纠缠历史旧账的方式在今天已然落伍,光是浸透在仇恨的历史价值是很低的,光是争议杀害多少人的数字也是极端的,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方法还击日本以泄心头之恨。”何民胜说,“成熟地认识真实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共同的利益，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很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