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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宫靖
背景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人指挥下,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规模屠杀。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后,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76岁的夏淑琴老人站在街边,望着黑色的柏油马路,瘦弱的身躯微微发抖。这是在南京市马道街110号附近,初夏的下午,车水马龙滑过宽阔的路面。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叫做“新路口5号”的地方,是夏淑琴的家。68年前,侵华日军在这里杀死了夏家7口人。
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南京大屠杀仅存的证人之一,但近年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一再污蔑她为“假证人”。为此,她和日本人打起了名誉权官司。
在中国学者看来,在这场未结的官司背后,站着的是30万以上的大屠杀遇难同胞亡灵,更有中日之间就南京大屠杀真相进行的长达68年的较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为还原历史真相而与日本右翼分子进行交锋的,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普通民众。
幸存者被诬做假证
1994年8月初的一天,65岁的夏淑琴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我当时心里很害怕。”老人说。
“我不是怕坐飞机,我是怕见日本人。”之前,夏淑琴对日本人的记忆只有黄军装、走路时扑扇扑扇的两片帽檐以及枪头上雪亮的刺刀。
1937年12月13日上午,夏家9口人吃完早饭,大门外传来了脚踹门的声音。爷爷、奶奶慌乱中把夏淑琴及她的大姐、二姐和四妹藏在被窝里。后来,被子被日本兵掀开,她被连捅三刀。
黄昏时分,当这个8岁的女孩醒来,伸手摸到的是爷爷、奶奶的脑浆。15岁的大姐死了,身上没有衣裳,下体里插着一支拐杖。13岁的二姐也死了,衣服也全被撕开。
院子中母亲尸体上也没有衣裳,下体插着一个香水瓶子。母亲的旁边,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死在血泊中。父亲则倒在门前。
此后6周里,南京数十万平民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夏家的经历被当年在宁的西方人士马吉事后拍下录像,也被写进了著名的《拉贝日记》。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此次赴日的使命,是参加和平集会控诉侵华日军罪行。
为此次日本之行,老人特意做了3套新衣服。这是她一生中做新衣服最多的一次。“我家里是穷,但我不想让日本人看笑话,我要体体面面到日本演讲。”此后,夏淑琴和另一位幸存者李秀英曾多次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但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却撰书称她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在律师的帮助下,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了书作者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媒体评价:这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作者提起的此类诉讼。开庭的前一夜,夏淑琴一夜未眠,一直在琢磨第二天该怎样在法庭上指控那两个污蔑她的人。
“我想过了,我不打他们,不骂他们,就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侮辱(蔑)我是假的?为什么骂我是假的?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要给他们看我身上的3处伤口……”说话时,老人的手将桌子拍得啪啪有声。但这两个日本人最后没有出现在南京的法庭上。
另一幸存者李秀英则在日本将这2名日右翼分子告上法庭。那场名誉权官司于今年1月20日终审胜诉,其子女将判决书复印件燃化于李秀英坟前。
“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死之前,能像李妈妈(李秀英长夏淑琴10岁)一样,告赢这场官司。”夏淑琴红着眼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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