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林峰

　　1923年　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生

　　1942年　报考考入通信兵第二团

　　1944年　毕业后分配到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

　　1945年　参加收复松山、芒市、畹町战役

　　1949年　结婚，并携妻子赴缅甸

　　1955年　皈依基督教

　　1985年　在缅甸城市曼德勒定居

　　现今　在曼德勒开办洗车场

　　火车在急驰，车厢里臭气熏天，马粪在地板上堆了厚厚一层，马粪上面或坐或站地挤着200多个年轻人。还好，这不是密封车厢，林峰约了几个大胆的同学，爬到车厢顶上，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1941年12月，日军从海路攻陷香港、汕头，先头部队离林峰家的丙村不过百里。两个月后，由军长杜聿明率领的中国精锐之师第5军开始进驻缅甸，不久第6军也开进缅甸，组成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展开血战，以保卫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国际输血通道——滇缅公路。

　　东、西两线的战局，把林峰这个19岁的少年也卷进了战争。火车闷头向西奔驰，把林峰的广东梅县老家越抛越远。

　　几年后，日军投降，上尉参谋林峰在云南流浪，最终与当地土司的女儿成亲。1949年，林峰与夫人越境到缅甸，浪迹多年后，终于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定居下来。“我不知道火车将在哪里停下来。”2005年7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夕，82岁的林峰坐在曼德勒市的自家洗车场里，向记者说:“只知道，我的从军生涯是从马粪上开始的。”

　　报考通信兵

　　500多人住在一间祠堂里，轮流考试，最后只有200人通过。200名青年走路去韶关转乘火车

　　192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中国商人家庭，林峰呱呱坠地。林的父母都是广东梅县人，父亲做皮革生意。在林峰出生前，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后来父亲病逝，母亲带我回梅州老家，哥哥姐姐留在印度照料生意。”林峰虽然出生在印度，但自小学习汉语，回到老家后顺利考取了丙村中学。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后的暑假，日军从香港沿水路向北进攻，汕头失陷，林峰家居住的丙村甚至可以听到炮声。

　　梅县是广东的教育大县，当时仅高中就有三十多所，学生受教育程度高，所以招兵各单位常去梅县招募新兵。“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军，我的母亲却不同意我当兵，希望我和她在一起平平安安过日子，如果丙村沦陷了，我们还可以去印度。”林峰看着同学们离开家乡远赴战场，自己却始终说服不了妈妈。

　　1942年秋，通信兵第二团也到梅县招兵。通信兵是当时的新兵种，招兵条件很高，“至少高中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林峰没见过无线电机，他的母亲更没听说过，“无线电就像现在的电脑，是当时的高科技”。通信兵的另一个好处是，不会像步兵那样辛苦，“我从小生活优越，吃不了苦，所以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当个通信兵。”

　　林峰先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这不是当兵，是学技术，是去读书。”他还承诺，只当两年兵，然后再回家读书。

　　44岁的单身母亲终于让步，放开了拴在19岁儿子身上的命运之线，从此她再没能掌控儿子的命运。

　　军队生活一开始就坚硬无情。

　　第一项体检就“不留情面”，一群青春少年被命令全部脱光衣服，“几十个挤在一间大屋里，令人羞愧”。体检合格后，林峰步行28里路，到县城报到，准备文化考试。500多人住在一间祠堂里，轮流考试，住了两天，才轮到林峰。“考试挺难，我勉强通过。”最后只有200人通过考试。

　　榜上有名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向韶关出发。没考上的，只好卷铺盖回家。

　　从梅县到韶关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碎石路，林峰和同学唱着战歌，走了三天。虽然第一次走这么久的路，但大家互相帮助，也不觉得特别累。

　　到达韶关，200名青年转乘火车向内陆——柳州出发。这是林峰第一次坐火车，却给他极坏的回忆，他们被送进运送马的车厢，大家纷纷逃到车厢顶上“避难”，甚至睡觉也不肯回去，一路上“竟然没有发生意外”。

　　无线电通讯学校就设在柳州，然而当学生们跳下火车，却发现更严峻的事情等着他们。

　　辗转去受训

　　割茅草，睡马粪，染霍乱……在昆明西郊黑林铺，终于有了整齐的校舍和香喷喷的蚕豆炖牛肉

　　所谓的“无线电通讯学校”根本就没有影。

　　林峰和学员们接到的第一个军令是每人每天交30公斤茅草，用来建盖传说中的“高科技”校园。

　　柳州郊区的羊角山让林峰念念不忘。“那是一个独山头，什么也不长，只长草。每天早上我和同学每人领一把镰刀，上山割草。”林峰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茅草把我的虎口都割破了”。有的学员完不成任务，必须在晚饭后继续挥动镰刀，补齐30公斤的定额。

　　中国政府对战争的准备不足在1937年以后彻底暴露出来。

　　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国民政府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直到1937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军队只能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与装备。虽然中国的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步枪与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

　　国家战备不足的后果之一，就是林峰这样的士兵在学习战争技术之前，要先学会割草。林峰与学员们却没有怨言:“国家打了四年仗，非常穷，我们没一个人抱怨。”

　　两周后，盖房的茅草准备足了，却再次接到调令，学员向昆明出发，原因是日军向内地展开攻势，柳州也不安全了。

　　林峰和学员再次乘火车，到达贵州独山县，等待汽车运输。在独山，学员们再次和马粪“亲密接触”，他们的宿舍被安排在马厩。因为天已深秋，露天过夜实在太冷，大家不得不忍受臭气，睡在马粪上。

　　几天后多名学员出现上吐下泻，其中两人病情严重，不治去世。“后来才知道，我们集体感染了霍乱。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能干挺着。”而对那两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学员，林峰只能回忆起“不知道怎么被安葬的”的结局。

　　从独山再往西，日子终于逐渐好起来。

　　当一辆辆崭新的美制十轮大卡车出现在林峰他们面前时，引起了学员们的一阵欢呼。“这才是军人应该坐的东西，坐在卡车上，大家才有了点参军的自豪感。”车队经贵阳、曲靖，最后到达昆明。在昆明西郊黑林铺，学员们下车，发现整齐的校舍和香喷喷的蚕豆炖牛肉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在从老家出发前，林峰被告之需自带口缸一个。为了方便，他挑了家里最小的一个，入伍后才知道，这个口缸就是每个人的饭碗了。虽然部队规定每人每天有24两米的口粮，但是打饭只准打一次。别的学员带了大口缸基本能吃饱，林峰每次都要饿肚子。“到昆明吃第一顿饭是蚕豆炖牛肉，不限量。连吃四碗，终于饱了。”

　　让林峰烦恼的还有鞋子。出发前他穿着自己的“力士鞋”——类似现在的运动鞋。连续行军几个月后，“力士鞋”破了，军队却不发新鞋。“军装一人一套，鞋子却不管”。林峰向其他学员学打草鞋，为了让草鞋耐穿，还将衣服撕成布条扎草。到昆明时，林峰自己带的衣服只剩下一件是完好的。

　　昆明黑林铺的无线电学校解决了一切难题。

　　首先伙食很好。早餐吃稀饭，美国卫生官还特意发两粒鱼肝油丸，以补充这些青年的营养，中午总有肉吃。林峰对牛肉更加偏爱，他说这可能与到昆明第一餐就吃牛肉有关。

　　其次，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坐下学习了。由美国教官教授，每名教官配翻译一名。学习结束后考试，要求一分钟里发报85组字，每组包含5个字。100多名学员考试，只有60多人领到了毕业证书，没考过的留校继续学习。

　　同学们接到分配通知，纷纷去了各师、团，林峰和另一名湖南籍同学却迟迟没有分配。一个阳光明亮的中午，林峰正在宿舍里发闷，这名同学冲进宿舍，喊着“我们分了，我们分了。”“分到哪了？”“我们一起分到了11集团军司令部。”这个同学的湖南方言久久回荡在那个中午的宿舍里。

　　对峙在怒江

　　远征军的无线电通讯被日军电台破译，原本佯攻的11集团军要真正出击了

　　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场失利后，大部退回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至此，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形成对峙之势。日军进入滇西后，使中国抗日战场面临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八个月后，国民政府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开始为反攻滇西做准备。先后调集原驻川、滇、黔各地的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两支部队及相关支援部队共20万人，再度组成中国远征军，移驻滇西的楚雄、大理、保山、临沧等地伺机组织反攻。

　　林峰所在的11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大理。11集团军下辖第71、第2、第6三个军，总司令是宋希濂将军。宋希濂是国民党名将，毕业于黄埔一期，屡立战功，有“鹰犬将军”之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其历年抗战有功，授予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在大渡河被解放军俘虏，1959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宋希濂生前曾撰生平自述，集成《鹰犬将军》一书。1993年他在纽约逝世，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

　　林峰被分配在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协助总参谋长陈刚少将工作。林峰虽然只是个少尉，但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军印都由他保管着，“总司令的军印叫做‘关防’，参谋长的叫‘钦记’。我负责起草文书，由参谋长审阅后，我再盖章，交给收发处发往各军、师部。”

　　11集团军收发的文件，大多都要经由林峰的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但战前的时光总体是悠闲的，他还不时到司令部驻地的圣鹿公园附近散步。

　　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战在右翼战线首先打响。第二十集团军从右翼由栗柴坝、双虹桥渡江，夺取腾冲；以第十一集团军在左翼佯攻松山、龙陵，以分散和牵制敌人。

　　电令遽然多了起来，无线电密码本频繁更换，谨防通讯被日军破译。尽管这样，中国远征军的无线电通讯还是被设在芒市的日军电台截获、破译，日军准确判断出中国军队的部署，集中3万多守军防守高黎贡山，给20集团军造成巨大伤亡，开战仅一周就伤亡万余中国军队。

　　作战计划不得不改变，原本佯攻的11集团军要真正出击了。

　　怒江由北向南把中日两军分隔在东西两岸，怒江上游由20集团军驻守，下游由11集团军防卫。从下游渡江后，是一连串的中国城镇——龙陵、芒市、畹町。滇缅公路穿过这些城镇，向南连通缅甸腊戌，往北达大理、楚雄、昆明。

　　然而，要收复失地，恢复滇缅路畅通，就必须攻克日军在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大家传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仍然能听见厮杀声枪炮声。保山金水阁酒店老板杨永明小时候常听老人和老司机们讲述这样的故事，民间口述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兴趣，每次路过松山，他都停下车，在路边静坐片刻，为阵亡的战士点一支烟。十余年后，杨永明做生意成功，他资助100名老兵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费。

　　60年前的林峰也感受到了松山战役的惨烈:“每天接到的战报大都是各军、师、团汇报的伤亡名单。”

　　1944年7月，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后，将驻地移至距怒江前线不到50公里的保山马王屯，以便就近了解敌情，指挥部队。卫立煌也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依法将司令部逐次前移。

　　11集团军的司令部在距离松山40多公里外的油旺寨，来这里后，林峰很少见到宋希濂，“宋司令整天去前线视察，很少回司令部”。

　　攻打松山，36师伤亡惨重，牺牲了三分之二的官兵，不得不撤到后方邓川县整训。不久司令部决定调36师回前线，参谋长陈刚把拟好的军令交给林峰，让他发出去。

　　林峰刚回到办公室，陈刚急忙问他:“给36师的电报发出去没有？如果没有赶快追回来。”林峰以为出了差错，把已经送到收发处的电报又要了回去。

　　陈刚沉吟良久，重新起草了一份。“调防令言简意赅，只写:‘命令你部按时到某某待命’。这是我见过的唯一语气那么和缓的。”事隔多年后，林峰仍然记得电报的大意，“志鹏兄(36师师长为李志鹏)，我部开始反攻，调你师到蒲漂待命，为了国家大义，希望你部完成反攻大业……”

　　松山战役结束后，林峰和参谋部的同事们特意相约爬上山顶，“果然像大家说的，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只剩下红土。”

　　松山既克，向南日军再无高山大川可守。中国远征军节节胜利，在缅甸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滇西国土宣告收复。

　　滞留在蒙自

　　回不了家乡却娶了土司的女儿。带着妻子定居在缅甸

　　仗打完了，林峰却回不去了。

　　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调任西北行辕参谋长兼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队留在了云南蒙自待命。“仗打完了，我想我也该回家了。写了请假条要求返乡。”林峰这时已经是上尉连长，每月有300多元的军饷。

　　参谋处副处长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发了三百元中央币作为旅费。但由于通货膨胀，几百元中央币只够吃一顿大餐，路费远远不够。

　　林峰只好待在蒙自，在朋友开的饭馆里帮忙管账。

　　林峰的这位朋友在当地颇有来头，是流亡土司多培英的秘书。多培英原是蔗放土司，日军占领滇西后，多培英也逃亡到蒙自避难。日军投降后，多培英要重建蔗放，四处网罗人才。受过专业教育，在司令部当过上尉，又对当地情况熟悉的汉人林峰也被多培英看中，任命他做民政部长，掌管修建学校、卫生院，调查户口，绘制地图，组建乡、镇政权等大权。

　　林峰最爱做的却是在蔗放小学当中文老师。

　　土司多培英的4个女儿都在同一个班里学汉语，她们的老师正是林峰，而大女儿多莹秋比林峰小7岁。“我们玩了4年猫抓老鼠。”林峰有些顽皮地对记者说。

　　1949年，林峰终于迎娶了多莹秋，成为土司的驸马。这桩婚姻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按照惯例，土司的女儿只能嫁给土司的儿子，林峰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外乡人实在幸运。不久，解放军打到龙陵，林峰担心政治运动打乱他刚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带着妻子从木姐出境，到了缅甸。

　　中缅官方的交往不多，但民间的往来却非常频繁。以中部城市曼德勒为界，以南为下缅甸，以北是上缅甸。今天的缅甸生活着100多万华人，他们大多数是明清时代的福建、广东、云南籍移民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上缅甸的八莫、腊戌、密支那、曼德勒等地。

　　林峰与妻子虽然不懂缅语，但在亲属的帮助下，做小生意糊口。从曼德勒进洋杂货，如手电、电线、香水等货品贩卖到中国的瑞丽等地，随着资本的积累，又在缅北的山区购买了一座茶场，把茶叶贩卖到仰光。

　　常年的奔波中，林峰的皮肤越来越黝黑，他渐渐学会说缅话，穿笼纱的次数比穿长裤的时间更长。1985年，林峰和妻子举家搬到了曼德勒，盖起了长宽各六米的三层小楼，他们定居下来，成为了真正的缅甸人。

　　林峰现在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还捎带卖些摩托、汽车用品，3个儿子4个女儿都已结婚，在缅甸各地做生意，“我家的经济条件在缅甸算不错的，有车有房，没有太大负担。”

　　1955年，林峰在朋友的带领下皈依基督教，这一年他的岳父土司多培英被选为德宏州副州长，但随即遭到批斗，去世后获平反。现在，林峰与妻子的最大精力投在教会上，“我们用25年时间募捐，在我的茶场南山修建了当地第一座教堂。那里的人生活实在太苦，教会救济帮助穷人。”

　　“虽然我们人在缅甸，心还是中国心。”林峰与老伴坐在客厅的竹椅上，在墙最高的地方挂着耶稣像，下面是一幅写在大红纸上的四个金字“太平盛世”。

　　抗战大迁徙

　　中国的抗战准备

　　到1937年7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

　　德国顾问团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到1937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大约30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170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

　　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后期，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52所教育机构已迁入内地，还有25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学。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共产党的游击队。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