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

　　8月3日庭审，辩论焦点集中在收费的依据是否合法。李刚认为，被告的庭审表现反映出其重视不够，且法律意识淡薄。

　　新京报：被告在答辩状中使用了这样的措词：“原告状告我局的做法不妥”、“不恰当地评价天津市政府53号文件”，这说明什么？

　　李：我觉得他们对法律存在误解，法院有权力对“红头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当庭审辩论到“53号文件”的法律性质时，我指出它仅仅是“红头文件”。对方说它就是规章，只要是市政府发布的，就是规章。这反映出他们确实是法律意识淡薄。

　　新京报：除此之外还说明什么呢？

　　李：我做过公务员，我知道，行政管理上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种服从往往导致盲从。

　　我在信中还谈到一个政府职能机关的失职问题，“进津费”所依据的文件与上位法矛盾，政府法制办应负有责任。

　　新京报：你的话让我想到最近讨论热烈的强制婚检话题。

　　李：强制婚检是否违法，涉及行政法规是否违反上位法、利益衡量等问题。

　　“进津费”的问题也是如此，除了它以下位规范违反上位规范的问题，还涉及到制定过程是否公正的问题。

　　征收通行费至少涉及到收费人和道路使用人两方面的利益，两者是冲突的，应当通过听证会听听道路使用人的意见。

　　政府本应超脱于道路收费权利人也就是收费主体的利益，但是它很难做到，尤其是政府贷款的市政道路。政府机构既是管理者、修建者、又是收费人，政事分开的原则并没有落实到位。

　　诉讼后我听到一个反映，“进津费”还存在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现在收费的道路并不是政府贷款修的，但是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事业法人机构受政府的委托负责收费，如果这样，违法更严重了。

　　新京报：庭审已经结束，你就此还会深入下去吗？

　　李：那当然。现在有个问题我还纳闷，被告举证说，进津费收费办公室是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但它给我的票据是经营性票据，不是财政厅的行政事业收费票据，这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矛盾。而且到庭审快要结束时，被告突然说，“进津费”不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新京报：这意味着什么呢？

　　李：如果“进津费”是经营性收费，就是政府利用公权力，为经营主体收钱，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