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以“中国威胁论”为背景的各种宣传报道，充斥全球诸多媒体。其中，又以美国的“点子公司”———思想库的众多版本的报道最为突出。不容置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权力”上，而且还体现在思想、价值观等“软权力”方面，美国盛产“主义”，各种思想、主张、名词层出不穷。特别是后者，其思想库又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美国威胁最多时思想库也最多
思想库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策选择为目标的非赢利机构。据统计，目前，全球共有各类思想库5000余家，而美国就有1000多家，占20％多。对于美国思想库的起源与发展，即便是在美国本土也有不同的版本。上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为美国的许多名牌大学提供了丰厚肥沃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研究土壤。于是，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站出来为政府提供学术咨询。然而，美国的政治家们和政策制订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认为这些教授们的职责毕竟是传道授业，而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新兴强国，需要有一批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上的专家学者。于是，美国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所专门从事美国政策分析研究。如此前（1910年）成立的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9年成立的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及1921年成立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等等。应当说，这些早期出现的美国思想库大都有美国一些大企业家们的理想主义成份，即希望思想库真正做到独立、中立、客观———不拿政府的钱、不带党派色彩、不直接涉及政治，这也成为其立身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问题是，这些思想库与最初它们所推崇的原则并不一致。如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从成立那天起，就曾把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或不受政治干扰放在首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如20世纪20年代哈定任总统期间，该学会帮助联邦政府拟定预算草案、制订战争中的债务政府和改革税务制度方案等，而在胡佛总统期间，学会还成功地说服政府取消了建设圣劳伦斯航道的计划，可以说，学会研究的内容一直与政府的行为相随左右。进入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战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自我标榜地为二战最后胜利所做的决定性贡献，让美国政府日益感觉到自己才是世界的真正领袖。战争遗产的清理、美苏冷战的到来，以及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所面临的空前繁杂的国际国内事务，使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一批从思想上、战略上为其执政地位服务的机构。所以，从规模上看，这一阶段也是美国思想库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如1948年11月成立的兰德公司，其基金就是由福特基金会和银行贷款凑成的。公司成立初期，主要为空军服务，研究各种武器系统的改善，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战略概念的重新规定等，因此95％的研究经费来自空军。60年代兰德公司的服务对象扩大到经济、外交、城市管理、环境保护、能源、保健、教育等许多方面，因此更具官方性质。
70年代以来，美国实力相对削弱。与此同时，欧盟、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如何应对来自欧洲、日本的经济挑战成为美国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而在军事上，美国又必须现实地面对其最强大的对手———苏联。此外，长达14年的越南战争让美国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水门事件”又让美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降至最低点；同时，广大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的新的力量群体开始整体性地将主要矛盾指向美国。这一切都让美国政府迫切需要有一大批能够直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的研究机构为其分忧解难，挽回颓势，重振旗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思想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一阶段出现的思想库比其他三个阶段加起来都要多，是美国思想库发展史上最重要的20年。目前美国有一半以上的思想库都是这一期间建立的。如1974年成立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其宗旨就是在政治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以一种无党派视角确定和澄清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并广泛吸引和扩大公众参与对外政策的研究活动，以“引起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兴趣，促进美国在复杂的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其国家利益也在四处延伸。特别是伴随着美国外交“民主化”程度的扩大，知识界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几乎垄断了美国外交思想的“话语权”。这些人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现，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成为剖析时政、指点迷津的权威。这些人大都汇聚在思想库里。面对新形势，美国思想库已经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的开发，而日渐感受到国际市场的重要。参与全球多个领域的活动，纷纷为政府出谋划策，成为这一期间思想库发展的显著特征。对此，美国报刊曾发表评述：“在过去10年，州级的保守智襄机构像快餐店一样激增。”据美国一位国际问题专家统计，在1980年至2000年间，仅州级思想库成倍增加，到1999年，有170家思想库在42个州活动，88家集中于州政策问题。
五花八门的思想库
根据美国《协会大全》统计，美国拥有种类协会25000多个，其中各类思想库有1000多个，是世界上思想库最多的国家。仅在华盛顿特区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综合类或专业性的思想库。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解释，思想库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独立性”。思想库不是政府部门，也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且通常标榜自己不代表任何地区、行业或社会集团的利益；二是“现实性”。思想库不做象牙塔内的学问，只做经世致用的研究，并且以影响政府决策为其最大目标。思想库所具备的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它一方面标榜自己的独立和超脱，另一方面又与现实政治和各种势力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正是这种微妙的矛盾性，使得思想库能够在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扮演独特的角色。
按照起源分，美国的思想库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由某些大富豪出资建立的思想库。如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等；第二类是由政府组织、资助成立的。如兰德公司、和平研究所、国会研究部等；第三类是由社会中“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的。如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第四类是为离任总统或者为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的，如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
按照规模分，美国思想库有三种类型。一是小型思想库。其专职研究员只有十余人、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年度经费基本上不超过100万美元。这种只有10来个研究人员和职员、几十万美元年度预算的小型研究机构占美国政策咨询机构的80％。虽然这类思想库没有能力从事广泛的外交政策研究，而往往将有限的资金投注到某一专门领域，但有时在专门问题上也能发挥关键性作用。如暴力政策中心就是曾在枪支控制的讨论中经常向新闻媒体、国会议员提出研究报告。其年度经费为3万美元，只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二是中型思想库。这类思想库的特点是规模适中，人员大致在十余人至几十人左右，年度经费不超过1000万美元。如前不久鼓励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凯托研究所就属于此种类型。三是大型思想库。这类思想库的科研人员一般超过100人，年度经费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华盛顿，接近美国的权力中心。如布鲁金斯学会，总人数达300人，每年有经费4000万美元，是美国思想库的“龙头老大”。
按照资金来源分，美国的思想库又可以分为政府资助型和民间资助型两大类。最著名的政府资助型思想库是兰德公司，它从美国空军的附属研究机构演变而来，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政府机构提供最大份额支持”的思想库。这类思想库比较著名的还有和平研究所、东西方中心等，它们的主要资金来源都靠国会拨款。大多数美国思想库是民间资助型的，这其中又包括社会型和大学附属型两类。前者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后者有设在斯坦福大学内的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过去也一度挂在乔治城大学。
按照职能性质分，可分为学术（教育）、政府合同型和政策鼓吹型三种。学术型思想库是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专业知识，而不是去游说政府部门执行它们的政治议程，因此也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其主要代表有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政府合同型思想库是指那些与政府订合同，开展针对性研究和评估性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思想库。美国政府所关注的环境、国民经济、安全防务政策问题往往成为这类思想库研究的重点。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政策鼓吹型思想库就是强调推销主张、进行观念争辩甚至于进行政策研究的思想库。其研究成果多是以政策简报和报道等简短、快捷的形式出现。如传统基金会在1998年，将20％的预算用于向议员和媒体推介其观点，并有10余名全职工作人员负责协调与国会、国家级新闻媒体的关系。
按照政治倾向来看，美国思想库主要有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类。在对外政策方面，自由派思想库一般倾向国际主义、多边主义，支持温和、宽容的对外政策，主张裁军和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保守派思想库则倾向单边主义，支持强硬的对外政策，主张军备优势、防范遏制和美国第一。自由派思想库一般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而保守派思想库则是共和党的大本营。虽然大多数思想库都标榜自己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通常被看作自由派的代表，而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则是保守派的代言人。
思想库成为美国的第四种权力
如果将立法、行政、司法称为美国的三种权力，那么，其思想库则是列于其后的第四种权力，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知识界影响政府政策的传统在美国政治中由来已久。美国的思想库，有的以对外政策为研究对象，有的以国内政策为工作目标。不过，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熟知的通常是那些在对外政策方面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平研究所、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国会研究部等等。这些思想库普遍具有三个作用。一是生产思想，就是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并且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思想库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其政策主张有朝一日被政府采纳，其功利性和政治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布什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而在他上台之前，共和党保守派的思想库就已经为其大造声势，其中包括传统基金会、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里根政府官员弗兰克·加福尼创办的防务政策中心是这批“星战斗年要发士”的旗手，它每表200多份研究报告，不停地为导弹防御制造舆论。为了给冷战时代的“星球大战”寻找复活的理由，这些思想库炮制出“流氓国家”、导弹威胁等莫须有的说辞。事实上，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库在背后都与军工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福尼中心自1988年成立以来接受了200多万美元的企业赞助，其中大部分来自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大军火商。此外，在总统大选时期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也是思想库的“份内工作”。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想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要借助思想库。如里根竞选期间对思想库人员的依赖创造了美国历史之最。1980年竞选期间，有将近50个小组约450多名政策顾问为其助阵，为其国防、外交、内政政策提供上千条政策建议有半数来自思想库成员。小布什在竞选期间，首先将目光锁定西部重要思想库———胡佛研究所，然后建立了几个重要的竞选班底，其现任国务卿赖斯就来自于胡佛研究所，而刚刚被否决了的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提名的博尔顿，则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重要成员。二是教育功能。既体现针对普通百姓的，也是面向决策者和社会精英的功能作用。在这个方面，思想库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途径。首先，出版书刊。美国主要思想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其中《外交》、《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评论》、《兰德评论》等是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必读的刊物。其次，在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举办媒体吹风会。第三，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培训班，提供各种长期或短期的访问学者资助。这些项目通常面对社会各种层次和职业，尤其重视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军官。第四是出席国会听政会、参与政府政策咨询。凭借其对某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思想库成员在这些场合的发言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三是汇集人才。思想库可以说是美国各类人才的集散地。美国在表面上充满了民主和平等，而实际上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人物的手中。这部分人形成了所谓的权势集团，而思想库通常是这些权势人物的汇聚之所。如著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势“俱乐部”，在其名单上的3600名会员几乎囊括了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而一些思想库的顶层人员就是前政府的要员。如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兼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吉姆·斯坦伯格先生，就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而出任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就是前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兼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这两个人在职位转换过程中的巧合生动地反映出了思想库在华盛顿的独特地位。
主要研究中国四个方面问题
对华研究一直是美国思想库的重要工作内容。美国思想库真正意义上的对华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1959年成立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ＪＣＣＣ）是重要标志。至60年代，是美国思想库研究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一时期，其思想库研究议题多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性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由于这期间中美没有外交接触，所以来自新中国的资料极少，有时只好借助所谓的“非常渠道”，包括从台湾国民党政府手中搞一些监听到的电台广播或截获的秘密情报，采访逃到香港的“难民”等，搜集中国大陆的资料。以至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研究受到很大制约，研究领域也相对狭窄，特别是有关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更是欠缺。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为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包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林德贝克在内的14位中国问题专家有11人极力主张美国政府放弃“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代之以“遏制但不孤立”政策。进入70年代后，美国思想库研究中国的资料相对丰富，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不成熟性或盲目性。如去年曝光的美国五角大楼于70年代对中国军事领域的研究报告，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与事实相背的研究，尤以人为分析判断居多。进入80年代后，美国思想库对华研究开始进入专业化（学术化）阶段，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涉华作品和颇具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即所谓第三代“中国通”。如哈里·哈丁、沈大伟等，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加理性、客观和严肃。90年代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新的取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国模式”、中国的迅速发展成为思想库高度关注的对象。具体来说，美国思想库关注中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美关系的整体把握和宏观研究。许多思想库都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有分量的中美关系全景式分析和预测报告。如大西洋理事会著名的“中美关系十年报告”系列《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保持既定路线：美中关系的机遇与限制》等，都在中美关系发展问题上做出全面而又到位的分析判断。
二是对华战略研究。美国对华战略可分为对华安全战略、经济战略、人权战略和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中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对华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华战略研究大体可分三个时期，一是老布什政府时期对华接触战略，即坚持与中国保持接触，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从美国利益出发，与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和孤立中国的危害性；二是克林顿时期的接触加防范、以接触为主的“全面接触战略”。许多思想库对中国的定性是“非敌非友”，明确反对将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敌人的看法和观点，并强调以中国为敌的危害性；三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遏制”战略，防止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最大对手。
三是对中国军事、安全、决策问题的研究。中国军事战略、国防安全及决策问题一直是美国思想库重点研究的内容。其参与集团之广、研究人员之多，都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少有的现象。如以兰德公司、史汀生中心、海军分析中心等近年来研究重点都转向了中国军事研究。本月7日，在美国五角大楼即将出台中国的军力评估报告和国防评估之前，美国传统基金会又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了中美两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角力，甚至军事摩擦。有军事专家表示，在未来的中美军事关系中有出现摩擦的可能，而政府应该加强对中国军力发展的研究，使得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军事以外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美国应当意识到，在可能的军事摩擦发生之前，通过对中国军事发展动机以及现状的研究，可以让政府用政治手段避免与中国的军事冲突。此外，这些思想库还建议，国防部的国防评估报告中，应当把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影响也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从而全面审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进程。
四是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尽管美国普通民众对台湾问题了解有限，但思想库却有一大批“中国通”时刻把目光投向台湾问题。在前不久举行的美国思想库台湾问题座谈会上，传统基金会就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如果仅仅想通过售武而保持两岸所谓的军事平衡，而忽视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层面的话，将是非常危险的。目前，美国思想库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中美间的合作基础大于冲突，所以台湾问题虽然棘手，但中美政府本着关系的长期发展和自身利益，应该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帕金斯教授就认为，从历史上看，中美两国政府都清楚，不管它们间有什么争论，如果它们在关键问题上需要合作，它们是愿意走到一起的。其二，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更清楚明确。许多思想库认为，陈水扁正是利用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性，才导致一味地追求“台独”，而不考虑美国在台海的最大利益，这是对美国的伤害。美国在台海的利益是不要再卷入一场战争，台湾要“民主”，并不意味着美国必须和台湾站在一起。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台湾作为美国的朋友，应该考虑到美国的反应。他认为，现在是美国该向台湾表态，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的时候了。其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一旦台海开战，基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美国肯定会介入，但究竟会在什么层次上、以何种方式介入，则要看当时的局势发展。其四，台湾问题的出路和美国的角色问题。一些思想库认为，台湾问题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可以留给后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台湾当局立场多变，陈水扁难以令人相信，美国应该和中国大陆一起努力，避免战争。总之，遏制“台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
此外，中国国内诸多问题也是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对象。5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9名议员组成了“国会中国问题小组”，确保美国关注到中国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无独有偶此前，美国国会还提出了一个“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该议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2006年到2011年的五个财政年度里共拨出13亿美元，用于扩展和加强美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美国的中文教育与中国的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留学生交换计划。“在美国国会正在炒作中国经济威胁、军事威胁的大背景下，这两个标志性的征兆表明，一直是反华挺台大本营的美国国会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一些理性的、对华相对积极的声音”。但美国国会对华政策里，总有意识形态的考虑，防范和打压“共产主义中国”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前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伍福德认为，“国会里的无论是哪一个极端，无论是左还是右，在对华政策方面总是差不多，能达成共识，大多是对华消极的成分”。他对此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中国问题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国内两党能达成一致。就好像一个圆圈，不管从哪边画线最后都回到一个点，那就是———反华。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美国涉华研究的主要思想库简介
1．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是美国思想库的“龙头老大”。于1927年合并成立，属中间偏保守型。学会总人数近300人，每年有经费4000万美元。主要代表人物有卜睿哲、沈大伟、苏葆立等。下设经济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所、政府研究所三个分机构，其主要出版物有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物、国防预算、布鲁金斯评论等。
2．兰德公司：是美国最大、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成立于1948年，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目前，该公司拥有职员1600人，其中超过85％的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65％以上拥有博士学位。兰德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托管理事会”。年度经费总额约为1．6亿美元。兰德公司每年发表的几百篇研究报告中，70％是机密的，30％是公开的。兰德公司一直是全球10大超级智囊团之一。它以权威的问题分析和卓越的决策咨询，影响和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的决策。
3．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成立于1973年，是一家以研究为依托的非盈利、不纳税思想库。主要经费3000万美元左右。其日常活动多种多样，包括限制政府、加强国防、个人自由、新经济、减税、能源和环境教育、社会安全以及各种国际问题进行广泛研究、撰写专题报告和提供对策建议等。其军事专家曾提出“高边疆”（太空领域）战略和导弹防御战略，催生了“星球大战”计划。其亚洲研究中心主要负责对华研究。该中心已成为太平洋两岸有关美国和亚洲问题的最突出的政策思想库之一。此外，朝鲜半岛问题也是该中心研究的焦点领域。现有人员近300人，其中，研究人员有100多名。
4．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于1961年，是华盛顿较为重视对华研究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大西洋理事会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其观点带有军方保守思想，属于中间偏保守型，与台湾关系密切。当初，其对美欧、美俄、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有一定发言权，但随着苏联解体和理事会本身人员的流失，其影响力日趋下降，近年来开始向亚太与中国方向调整。主要出版物为《大西洋理事会政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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