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张北川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中，有60%的人的感到的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一个同性爱者自杀之前写给张北川的信中说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请用善和爱去寻觅。”

　　解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崔子恩就是其中之一。

　　崔子恩：社会的问题都解决了，疾病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比如说那些没有得艾滋病，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就是社会给他的。

　　记者：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

　　崔子恩：对。

　　记者：是什么？

　　崔子恩：爱情、自由、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空气、空间。

　　记者：假如不能提供呢？

　　崔子恩：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块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解说：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新闻调查》专门在新浪网上针对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7.2％的网友认为，同性恋艾滋高感染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滥交和多性伴，34.15％的网友认为，是因为自身安全意识不够。那么导致男同性恋群体容易感染艾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记者来到男同性恋聚集较多的酒吧，与多位同性恋者交谈，希望寻求答案。许多朋友告诉我们，同性恋群体相对频繁更换伴侣的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真正的爱人。

　　记者：这个圈子当中遇到真正所爱的人的概率高吗？

　　小杨：不是很高。

　　记者：为什么？

　　小杨：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异性恋那样子他们有朋友介绍，有饭局，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然后见面的认识的方式很多，而我们只有一种，网络，我们是通过很少很少的圈子朋友介绍的，我们认识新的同志的机会真的很少，就是我们寻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的几率肯定更低一些。

　　张北川：我的科研调查发现，有89％的同性爱者，他们曾经和正在希望，只有一个固定的伴侣。

　　小杨：一般很多的交友网络，下面都会写419 MB勿扰。419就是for oen night的意思。MB就是money boy(性工作者)，勿来就是说想玩的那种就不要来。

　　翼飞：他们大多都没有找到真正感情的前提下，他才会去一夜情419，才会这种。

　　张北川：无非就是一个恋爱自由问题，没有这种保障他们才可能到公厕里面，到公园里面随便找个人，只能这样了。

　　解说：同性恋者们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有最终结果，往往以悲剧收场，如果遇错了人，还可能遭到勒索敲诈，或被主流人群察觉自己的身份。

　　张北川：我们在同性爱者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就是在不断不断地看到悲剧，也是因为这原因。悲剧多了以后就不愿意产生感情，产生感情就是受伤害，谁愿意总是受伤害呢，于是就变成了性。

　　张北川：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爱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

　　记者：安全？

　　张北川：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记者：但是他在健康上是最不安全的？

　　张北川：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是最安全的。

　　解说：而另一个让同性恋人群艾滋高感染率的重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由于男同性恋间的插入性性行为非常容易造成直肠黏膜的充血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

　　记者：在你跟他进行性接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健康？

　　大玮：对。

　　记者：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前提的话，是很难启齿去询问对方的身体情况，或者是很难提出要求做一些安全措施？

　　大玮：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张北川：这个国外常有一个形容叫做，在一个软弱的时刻。马斯洛心理学第一就是讲的生理需求，第二才讲的安全需求，然后才有什么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爱的需求。

　　解说：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性的敏感和羞涩，也使得无保护的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记者：你那个时候知道安全套吗？

　　大玮：知道，这个知道。但是说，要是去那个店里去卖，我觉得可能就很不好意思。

　　崔子恩：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有一些人还是懂得安全的性的知识的，还是懂得的，但是他操作起来不方便。

　　记者：你指什么？

　　崔子恩：他不能随身带一个安全套。他带上了之后，人家就会有歧视，觉得你在性的方面是一个放纵者。

　　记者：担心谁的歧视呢？

　　崔子恩：担心发现的人。因为中国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检察官，都会知道，哎，柴静，你包里带着什么，梳子、口红什么的，大家都是心明眼亮。知道你是什么？大家都是透视的眼睛。

　　记者：就是说安全套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意味着什么呢？

　　崔子恩：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

　　解说： 从1998年开始，张北川和一些志愿者采用同伴教育、电话咨询和出版内部杂志《朋友通信》的三种方式在同性恋群体中大规模开展健康干预工作，与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同性恋者们保持着书信联系。

　　张北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深圳有两个人打电话，他们都是在厕所里面知道我的电话的。

　　记者：他们怎么会把你的电话写在这个地方？

　　张北川：因为这儿能提供点帮助和支持，还有的人在公厕，比较好的公厕，那个上面地方放着《朋友通信》。

　　解说：由于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健康干预工作，张北川被授予了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氏的马丁奖，并获得了一些机构的资助。七年过去了，张北川一如既往，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了进来。周生建，重庆渝中区计生办主任。他是最早介入同性恋群体艾滋干预的官方人员之一。

　　记者：但是你和张教授的身份不一样，他仅仅是一个医生，而你一个有行政身份的人。你的身份会更为敏感，你为什么不等有明确的政策再来做。

　　周生建：因为艾滋病是急的一个事，不能等，再等的话，就没办法收拾的一个局面。

　　记者：主流人群可能会觉得这部分同性恋群体，他们的健康与否是他们自己的事，

　　周生建：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崇尚生育文化的一个民族，绝大多数同性恋已经结婚，或者是准备结婚，或者是将来会结婚，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包括一些异性恋也有同性性行为，张北川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和五个异性恋的男性有性接触。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周生建：这意味着同性恋他们的疾病，在他们当中蔓延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异性恋和他们的妻

　　子，向普通人群蔓延。

　　记者：你丈夫这些年在婚姻生活之外，他有过多少次跟男性之间的性接触，你清楚吗？

　　小雯：我可能不清楚。

　　记者：那么他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防护，有没有安全措施，你清楚吗？

　　小雯：不清楚。

　　记者：你担心吗？

　　小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挺担心的，反正感觉这个情绪特别复杂。

　　记者：如果是没有干预呢？

　　周生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最后受益的是普通人群。

　　解说：2003年8月，在参加了张北川教授召开的一次南京同志防艾干预会议之后，周生建向重庆市计生委申报了一个对同性恋的高危人群艾滋干预项目的立项，并得到了重庆市计生委的支持。

　　记者：那个时候重庆两千多万人，茫茫人海，你知道这些男同性恋者他们在什么地方？

　　周生建：就是刚开始非常非常困难，孤家寡人一个，后来张老师说，给你在《朋友通信》上，刊登一个招募启事，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起草了一个启事。

　　记者：招募什么呢？

　　周生建：同性恋的志愿者。刊登以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就来了两个人。

　　解说：这两个人是重庆彩虹工作组最初的班底，在他们的努力和重庆媒体的宣传下，志愿者越来越多，经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拔，固定志愿者30多人。最初，他们开通了两部男女同志热线，由志愿者接听，一部防艾热线，由周生建亲自接听。

　　记者：你会随身携带这个电话吗？

　　周生建：随身携带。早上8点钟开机，晚上11点才关机。

　　记者：周六、周日呢？

　　周生建：全开，春节都开机的，都没关。

　　记者：可是这样的话，你每天得接多少个电话？

　　周生建5：一天可能接20多个吧，平均20多个。

　　解说：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

　　记者：你们在公厕里也安置吗？

　　周生建：安置。

　　记者：但是你这样环卫部门会不会出来管？

　　周生建：对。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

　　记者：就是说你们在去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沟通的时候，都不能明确地说出你们的意图？

　　周生建：当时没有。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

　　解说：阿国，重庆一家同性恋浴室的老板，也就是在他的浴室里，率先安置了安全套售卖机。

　　记者：来浴室的都是同性恋者吗？

　　阿国：基本上全是。

　　记者：你怎么判断？

　　阿国：因为我那个浴池的招牌门口打的是洗脚的，但是如果他进来问洗脚的肯定不是，我们就要拒绝。没有洗脚的，没有小姐，进来就是洗澡的就是了。

　　记者：进浴池的这些人当中，按照你的经验和判断，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阿国：一般来说的话， 40％到50％。

　　记者：将近一半人。买的人多吗？

　　阿国：买的不是很多，大概30％。

　　解说：为了进一步地普及安全套的使用率，周生建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决定由售卖安全套转变为免费发放安全套。

　　周生建：我们的志愿者选择了酒吧，利用酒吧星期六、日人比较多的时候，去发放安全套，发放一些防艾的小册子，发放朋友通讯的这些书。

　　记者：你这些安全套来源是从哪儿来的？

　　周生建：都是我们计生委免费给我们的，所以计生委当时的领导都对我们的支持很大。还有张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万安全套，数量上我们有充足的保障，去年我们发放了14000多安全套。

　　记者：在干预之前，他们买安全套的比例大概30％，等工作组在这里免费地发送之后，取用的人比例是多少？

　　阿国：50％－60％。

　　记者：免费和售卖的只不过差一块钱，一块钱并不是多高的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阿国：还是宣传力度。

　　记者：你的宣传画贴在什么位置？

　　阿国：非常显眼的，换衣服的那个位置，每个人都能看见，进来过后就能看见。

　　记者：《朋友通信》每次都会去取吗？

　　阿国：对，每次都会去取，

　　记者：你为什么愿意去呢？

　　阿国：因为我拿回来的只有，他们争着看。

　　记者：他们能从这些书中得到什么呢？

　　阿国：信息。他们还是感觉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宽松。

　　记者：这样的一种信息对这个群体？

　　阿国：会有一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