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完的债，有儿子还”

　　局长只身一人到县赴任，家小都留在原地。目前他的“家”仅是县宾馆里的一间普通客房，在这里，他已单身住了半年。他和另外一批交流干部被安排住在这里。

　　打开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套熨得平整的警服，屋子不大但是窗明几净。室内的墙壁、椅子和床铺都一片洁白，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只有床头柜上一只色彩鲜艳的牡丹花彩碟格外引人注目。局长轻轻弹了下碟子说：“这是一个做工艺品的朋友给的。房间里有了它就鲜活不少。”碟子旁边摆着几只白色的小药瓶，细看上面有“卡托普利”等字样。局长解释说：“没办法，到了这个年纪身体总得出点问题，我有点高血压，现在也天天吃药。”

　　妻子久病不愈，母亲患白内障几乎失明，女儿退伍在家待业，家里连房子都卖了，自己又身体欠佳，还负债30多万元，在远离家庭和亲人的地方，每天面对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目睹此景此情，记者的眼睛忽然感到发涩。

　　但是面前这个和蔼而从容的中年男子，说话时经常发出爽朗大笑。记者称赞他坚强乐观，他笑着回答：“我不乐观又能怎样？该来的都要来，抱怨有什么用，整天哭丧着脸岂不是还没开战就认输？不管是为公为私，我都必须挺直腰杆往前走。”

　　“何况现在家里情况比前几年已经有所好转。至于家里债务，多半都是找亲弟弟和内弟借的，他们不会逼我，暂时不着急。就是我还不了，还有我儿子可以还。再说我出身穷苦，自身条件也有限，能够干到今天这个位子、拥有今天的待遇已经很知足了。虽然思想一歪，也许我就能马上弄钱来还清债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我绝不会对不起提拔我的党组织与信任我的上级领导。”

　　局长的“难言之隐”

　　在长达一整天的交流中，局长一直不允许我们记录；直到最后告别时，他也没有答应我们在报道中公开他的真实姓名。他说前段时间“大接访”的时候央视来采访，市里的领导都劝了，他也没有答应受访。显然，他是在刻意回避。

　　为什么他对媒体的采访报道如此排斥？是否有什么苦衷？记者就此与这位“贫困局长”进行了对话：

　　记者：为什么你如此排斥媒体的采访？

　　局长：我并不是排斥媒体，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我只是一个尽职本分的民警，并没有特别高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其实和我一样的干部大有人在，只是他们不张扬罢了。

　　记者：你为什么对媒体报道有种种顾虑？

　　局长：清廉是为官的本分。同为市民，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自然会有穷有富。因此，认为当了局长就不能贫困，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误解。腐败官员不仅毁了自己前程，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片面评价。我不希望你们报道我，是因为我不想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这其中的苦衷，可能是你们无法理解的。 本报记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