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苏联最初承诺参加对日作战并非主动，而是应美英，特别是美国方面的要求而为之。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及美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苏联的最终承诺参战又不能说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斯大林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其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关系全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在德意日法西斯业已结盟的情况下，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有必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集中力量击败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对中、苏、美、英等反法西斯主要大国来说无疑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斯大林、罗斯福作为苏美两国具有战略眼光的最高统帅，在这方面一拍即合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苏美英四大国承担了抗击法西斯势力的最主要的重任，在亚洲、欧洲、非洲及太平洋战场上更是发挥着绝对主力军的作用。它们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战略协调与配合直接关系到战局的发展，而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恰好顺应了这种特定历史任务的要求。具体地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迫切希望美英及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充分意识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必要性，因而达成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到雅尔塔会议时，虽然胜利在望，但德日终究仍在负隅顽抗，战略决战的重任要求双方合作的具体化。从这个角度看，雅尔塔秘密协定有其历史意义。

　　其二，斯大林旨在谋求战后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有利地位。鉴于苏联成立以来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遭遇，也就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的经历，加之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惨烈和战后重建任务的沉重，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利用二战的有利时机，改变苏联以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遭受孤立的局面，以求得在战后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有利地位。因此，苏联与中、美、英等25个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一道，于1942年1月1日共同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此后，苏联又同美英一道先后发表《德黑兰宣言》、《雅尔塔会议公报》。在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的斗争中，苏联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扩大。究其原因，战胜德国法西斯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决定性因素，而斯大林在战时外交领域的运筹帷幄，例如在承诺参加对日战争这类关键性问题上的决策，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容抹煞的。

　　其三，苏联自身安全利益的驱动。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一贯视社会主义苏联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在这个围剿苏联的帝国主义队伍中，日本充当了重要角色。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的1939年，军国主义的日本曾先后三次进犯苏联，成为苏联远东安全的心腹之患。而消除这个祸患，是符合苏联自身安全利益的。但是，在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威胁面前，当时的苏联事实上已经无暇东顾，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苏德战争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苏联采取了与日本虚与委蛇的策略，同时由于日本深陷侵华战争和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而无力北进，于是双方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及至罗斯福提出联苏倡议，而苏联又具备了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时，最终消除日本威胁自然成为斯大林乐于承诺参战的重要依据之一。

　　其四，大国沙文主义因素。斯大林承诺苏联参战，还掺杂着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那就是以牺牲中国的部分主权和利益作为筹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秘密的《雅尔塔协定》中。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损人利己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最终难逃历史的谴责。

　　苏联参战的作用

　　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兑现自己的承诺，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率的158万苏联红军，兵分三路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在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至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的8月15日，苏军已经向前推进数百公里。8月18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下令向苏军投降，但日军仍在不少地方负隅顽抗，至8月底，苏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支援和配合下顺利进占了我国东北的所有重要城镇。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还击溃了朝鲜境内的日军，胜利推进到三八线附近。8月11日至31日，苏军还进行了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战役，肃清了驻岛日军。

　　在这场对日战争中，苏军共毙伤日军8万余人，俘获（含投降的日军）59.4万人，其中包括山田总司令在内的将官148人；苏军亦付出了3.2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

　　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胜利结束了，但如何评价苏联参战的作用，却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三种倾向性意见：第一种意见主要来自苏联方面，认为苏联参战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另一种意见主要来自美英方面，极力贬低苏联参战的作用，其主要手法是夸大原子弹对日本投降的影响；第三种意见认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参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多持第三种意见。事实是，在中、美、英等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并夺取了战略主动权，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苏联参战给了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我国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因此，其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