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国抗战史》

　　《“九·一八”宣言》起草内幕

　　——《“九·一八”宣言》的起草者之一赵毅敏生前回忆宣言起草经过

　　“九·一八”事变期间来沈组建满洲临时省委

　　1925年，也就是赵毅敏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第二年，他在参加声援国内“五四”运动的罢工时被捕入狱。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根据赵毅敏在罢工和监狱斗争中的表现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赵毅敏走上了革命道路。出狱后，党组织派赵毅敏到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赵毅敏在莫斯科由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1928年11月，赵毅敏回国后，到了上海，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赵毅敏与沈阳结缘是1930年5月间，当时以李子芬为书记的第六届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赵老生前回忆说，“从4月12日到月末，就有30多人被捕。于是，党中央派我到沈阳同张浩(林仲丹)等同志一起组建中共满洲临时省委。这是我第一次来沈阳。”

　　临时省委成立后，张浩任临委书记，赵毅敏任宣传部长，杨一辰任组织部长，王鹤寿任团委书记。8月末，党的“一大”代表之一陈潭秋受命来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但是1930年12月，陈潭秋在哈尔滨参加北满特委会议时，同李坚、王鹤寿一起被捕，党中央又派张应龙继任省委书记。

　　赵老生前回忆当时的东北局势时说：“那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东北的野心更加疯狂，他们扩大铁路里程、兴办工业，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掠夺人民财富。同时，张作霖为了向关内扩张势力，两次打内战，军费开支不可避免地转嫁给劳苦大众。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省委及时宣传党中央的指示，办学培训工人，办刊物讲授革命道理，还秘密深入兵工厂、烟厂发动民众，联合起来斗争。”

　　与战友一道起草《“九·一八”宣言》

　　尽管已过去了几十年，但每一次忆及事变的第二天，与战友们一道起草《“九·一八”宣言》的情景时，赵毅敏总是激动不已。赵老回忆说：“1931年9月18日那一夜，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9月19日早晨，占领沈阳的日军，在市内大肆杀人时，满洲省委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汇集到小西边门附近詹大权家里召开紧急会议。詹大权是省委秘书长，他家是省委的秘密机关。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非常愤怒和着急，都想尽快动员人民起来抗战。经我修改定稿的宣言经过常委讨论通过后，立即刻蜡版、油印，当天就由党员散发出去。宣言里说：日本帝国主义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这些话！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要工钱要米贴’、‘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

　　中共满洲省委把《“九·一八”宣言》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在街头热闹的地方偷偷散发，宣言就发出去了。这种方法使宣言发得快，基层组织、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很快从宣言里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听到了党的声音。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沦陷区的人民在对其失望的情况下自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格外关注，因此，这篇宣言发表后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作为亲自起草了《“九·一八”宣言》的当事人之一，赵毅敏对“九·一八”事变记忆犹新。他曾回忆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日本骑兵在沈阳大街上耀武扬威地窜来窜去的情景。”赵老对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曾痛心至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分布在东北三省的中国东北军有10余万人。驻辽宁的有6万人，在沈阳市里有1万余人，还有警察和公安人员2000多人。而日本关东军当时仅有1万余人。事变发生后，虽然不断调兵遣将，到1933年4月，总共不过两万人。”但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使沈阳以及东北三省沦陷。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截然不同的是，中共满洲省委于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抗日宣言。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在9月20日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见证人：赵毅敏，原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已逝世

　　中流砥柱

　　——从五份纲领性文件看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战争的领导

　　一、“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九·一八”宣言》)

　　二、“领导工人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抗日义勇军。”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影响下，东北三省的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纷纷自动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的抗日义勇军。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31年10月21日，周恩来以“伍豪”的笔名在《红旗周报》第20期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该文指出：“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动群众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人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抗日义勇军。”

　　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

　　——《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没有自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指示满洲省委，要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此背景下，1932年3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与周保中、杨林等一起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四、“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

　　——《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一·二六”指示信》)

　　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后，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出了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五、“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六三”指示信》)

　　随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等问题。

　　收藏版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曾掩身“十里洋场”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为一栋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其东侧四间是1927年至1929年间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