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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大副主任表示听证结果将作为立法参考但不是决策依据 昨天，“禁改限”听证会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索连生接受记者采访。本报记者薛珺摄
本报讯（记者赖颢宁）昨天下午二时，北京市“禁改限”（《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在北京长富宫芙蓉厅拉开序幕。16位陈述人中有5人明确表示反对“禁改限”，其余11人基本持支持态度，并对法规细化完善提出具体建议。主持人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应松年对此评价说，反对禁改限的意见比较尖锐。
听证会确定了两个听证事项：一是五环路以内地区为限放地区是否合理；二是在限放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是否合理。16位陈述人没有直接发表对听证事项的意见，而是阐述了自己对“禁改限”的立场。
“我认为禁改限实际上就是宣告禁的失败，是时代的倒退，是旧文化向新文化的退让，是反复。”部队退休干部赵于平是最代表性的“反对派”。他观点鲜明，连用排比句，成语一个接一个，既有节奏又压韵，赢得了旁听席上许多居民代表，尤其是老年人的掌声。他主张加大现在禁放的力度，“六环内严禁放炮。”当他结束发言时，席间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反对派”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人身伤害、环境污染、影响老幼病残休息、管理难等问题，而“支持派”的理由是禁改限是民俗回归、禁弊大于利。如法律专业学生金业钦表示，完全禁止是对公民自由权的侵害，法律对不产生必然危害后果的行为作出完全禁止不合的。他们认为，与其禁止民众享有权利，不如通过完善法规、加强管理，来减少禁改限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陈述人发言限定在8分钟，都十分珍惜发言时间，在最后一分钟提示铃响了以后才终止。规定发言结束后，有12位陈述人做了补充发言，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
听证会正反两派观点交锋激烈，会不会影响法规修改计划呢？应松年表示，具体要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出席听证会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索连生称，听证会是听取民意的一种方式，将作为立法的参考，而不是决策的依据。
现场
“谁支持禁放我就给谁鼓掌”
60余市民参加旁听，支持禁放老人掌控气氛
本报讯（记者王姝）听证会刚刚结束，一位旁听白发老者就冲到陈诉席，跟每位支持禁放的陈诉人握手：“谁发言支持禁放，反对‘禁改限’，我就给谁鼓掌。”因为鼓掌太卖力，到会议结束时，他的手都拍疼了。
昨日，参加“禁改限”旁听的市民有60多人，老年人居多，多数都不喜欢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噪音、伤亡和火灾隐患，因此“反对声”几乎掌控了现场气氛。每当有陈诉人申明支持禁放，旁听席就会响起一阵持久的热烈的掌声。虽然旁听无须发言，但是很多老年人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带了手写的书面稿，还有一大叠媒体关于燃放烟花爆竹危害的剪报。
“‘禁改限’到底能限制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最有发言权。”会后，旁听人、在东城区司法局工作的李新建成了一个“小中心”，被一群记者围住，“放个爆竹就违法了，老百姓谁会这么想？谁会把违这个法当成耻辱？”17时许，除了工作人员，与会人绝大多数都已离去，可两个老年人还是坐在旁听席上，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两人都主张继续维持禁放规定，其中一人曾经是编辑，反复说：“支持禁放的发完言，掌声最大，这就是民意。土葬也曾经是传统民俗，可为什么被废止了？放炮跟这一个道理。”
幕后
主张禁放陈述人“临阵倒戈”
两次民调结果有悖初衷，王菊开场白实话实说
本报讯（记者王姝）陈诉人王菊主张禁放，为使自己的见解更具说服力，她用了一周时间，委托居委会做了一份民意调查。虽然调查结果有悖于初衷，但她还是用这一结果做了开场白。
王菊是本月5日接到听证会通知的，随后两天恰好是双休日，她自己走上街头，做了一份问卷调查。8日一大早，她就来到居住地洋桥附近一居委会，请居委会主任帮她做一个更详实的调查。
在一次党员会议后，居委会发出了王菊的问卷，主要有三个问题：五环以内为限放区是否合理？限放区除夕至十五允许燃放是否科学？对于过节方式有哪些建议？结果是88人赞成草案，65人反对。此前，她的街头问卷调查结果是10：8.这两个结果都有违她的调查初衷。
“我反对开禁，我以为很多人都会跟我持相同观点，因此想搞个民意调查，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王菊说。她没料到自己会是“少数”，可她必须“尊重事实”，就把多数人的想法带到了听证会上。
宣读完调查结果，她继续陈诉自己的观点：不能简单地以调查等百分比作为制定条款的依据；要根据条款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衡量草案的出台是否合适；五环内地区都应禁放烟花爆竹；解禁的管理难度有可能更大。
观点交锋
限还是禁，仍然是个问题燃放烟花爆竹是传统习俗，还是恶俗？限放是不是平衡禁、放双方矛盾的良策？究竟是安静安全生活权优先，还是娱乐自由为重？昨日，16名陈诉人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近半数人的发言都因超时，响起两次警告铃。正方
“禁改限”听证过三成反对
李晓霞：节日没有特色导致传统文化内涵缺失。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丢掉了很多传统的东西。燃放烟花爆竹是贴上了中国标签的文化，如果适当放开，就会使其发展下去。绝对禁止会造成禁锢传统民俗的危险，如果立法承担扼杀传统的罪名也受不了。法律不能断然禁止一种习俗，移风易俗不是一两天的事，更不能通过强制性法规来达到。
“禁改限”是疏导
谭家骥：烟花爆竹的管理如同治水，宜疏不宜堵，除夕到十五是高峰期，如果适当的管理，会降低危害到最低点。政府越是下大力量禁止，人们就越偷偷放。每年春节、十五的晚上，为加强监督管理，很多人加班加点。但经常是警察在这边，一些人在对面放炮。
要躲避管理人员，造成燃放时精力不集中，会有危险。外地质量好的产品进不了北京，制假售假的有可乘之机，市民偷买偷放，顾不得质量，北京出现了大量的烟花爆竹小作坊。
节日需要声响娱乐
李经国：世界很多国家重大庆典放礼花，燃放烟花爆竹在我国传承了2000余年，并传播到世界，这是因为，燃放烟花爆竹是人们表现喜庆的最佳形式。
不能轻易禁掉。过去除夕晚上爆竹声声，烟花似景，普天同庆，让人难以忘怀。1993年以来，重要节日春节变得鸦雀无声，大失声色，再无满街百姓欢呼雀跃的景象了。
反方
京城放炮是恶俗
张海涛：在京城不能以是否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保护传统的表现，其实在北京这样的环境下，这个民俗就是一个劣俗，要让人明白，北京这个环境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到远离人群的五环六环去放，你玩得起，别人也可以接受。在调查中也有人说，这么多年北京禁放我也习惯了，我相信坚持下去会收到好的效果。
改限无异于放任
赵于平：禁改限实际上就是宣告禁的失败。限是限不住的，在12年的禁放节节败退的时候改限，就好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这限的规定都是海市蜃楼，没有可操作性，限制条文中关于地域的划分和时间的规定都是难以实施的，没有强大的监管力度和群体。我家住在五环路边，之前并没有看到有效的监管，鞭炮照放。现在市区都是炮声四起。在许多人心中改限就是开禁，禁的法律效果比限好得多。我主张在上一届禁放的基础上加大力度。
安静安全高于声响娱乐
张海涛：禁放法规修改要遵循最基本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以人为本，人权为上。居民有要求安静安全休息生活的基本权利，这个是高于居民要求声响娱乐的权利。当声响娱乐的权利侵害了安静安全休息的权利的时候，就要取消声响娱乐的权利，以保证安静安全生活的权利。这个立法精神在1993年的禁放规定中已经体现了。
（本报记者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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