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语录

　　●语录一

　　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个人生活的清贫，而是内心的折磨。

　　●语录二

　　我应该一年三百六十天奔走在路上，在民众民生中奔走，写稿子发稿子。我应该永远在路上。

　　(2004年)今年10月上旬，记者拨打了王克勤的手机，与往常不同，传来的却是电信台小姐标准的普通话——“您所拨打的电话余额不足，无法接通”。原来此时王克勤的手机已因欠费而被停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八天，最后是他的小舅子替他交了1600余元的费用。而此前，王克勤曾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王克勤，曾被誉为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位吒咤风云的人物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仅物质上清贫，内心更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最大的痛苦是内心的折磨

　　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无疑是一个风光响亮的名头，拥有这个名号的主人即使谈不上大富大贵，物质生活比一般的记者应该要好

　　不放假的工作节日——记者节

　　记者节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记者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从1933年到1949年，每年的9月1日，新闻从业人员都举行各种仪式纪念这一节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因当时没有确定记者节的具体日期，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未过记者节。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再一次明确列入了记者节，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

　　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把11月8日中国记协成立日确定为“记者节”，因为1937年11月8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后，6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记协为团结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开展国际新闻界友好往来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确定中国记协的成立日为记者节，可以鼓舞和激励新闻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为正义事业呼吁，对于全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进入详细>>

　　得多。可是，王克勤目前仅仅是刚解决温饱，连每月的手机费都交不起了。

　　2001年，揭开兰州证券黑幕的盖子后，经王克勤之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达168人，现在已有二三十人“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出来”。为了妻儿的安全，去年，王曾经执意要将妻儿接到北京，不然“他们就像人质一样被放在兰州”。可是，最终因为妻子工作问题、儿子入学问题不好解决，未能如愿。如今，王的儿子仍在兰州上学，妻子刚刚来到北京，仍未找到工作。

　　“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3万至4万的借读费，我们交不起。而且报社的宿舍在昌平，儿子如果来上学，我们就要在学校附近租房子，这笔费用也不小。”王克勤无奈地说。

　　王的儿子在兰州上学，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给儿子在少年宫报了一个绘画培训班。从他家到少年宫，坐公共汽车，车费是一元，如果跑到前面一站坐车，车费是五角。为了节省五角钱，儿子每天跑一站路搭车上课。有一次实在太累，在车上睡着了，结果被拉到终点站，他没有钱再坐车，只好跑步去少年宫，进教室几分钟就下课了。谈起这些，王克勤声音哽咽，眼睛红了。对于家庭，王克勤十分内疚，“看到媳妇为了买一件很普通的衣服而犹豫不决，左思右想，我心里难受得要命”。

　　自从开始揭黑，生活上的清贫一直伴随着王克勤。

　　2002年，王克勤开始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这意味着有半年的时间，他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为了早日完成工作，节省开支，王克勤顶着酷热走在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马路上时，差点晕倒过去。有一天中午，王克勤没有地方休息，困极了的他只好躺在长安街边的长椅上，这时一名清洁工人走过来说，“打工的，还不快起来，你要去找事做，挣钱去。”

　　王克勤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作发表了。没有作品发表，就没有稿费，是报社最穷的记者。找他上访的群众又很多，每个月手机都要打掉1000多元，有时候上访的老太太打手机向他诉苦，一哭就是半个小时。

　　“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个人生活的清贫，而是内心的折磨。一方面，这么多老百姓找我，需要我深入基层采访调查；另一方面，报社现在很难保障我的出差经费，这点让我非常痛苦。写稿子发稿子，我的内心会非常快乐，但我现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呆在编辑部里，这让我有一种耻辱感。”王克勤如是说。

　　我想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

　　2001年上半年因为揭兰州证券黑幕，曾有黑社会头目扬言五百万买他的人头。巨大的压力之下，王克勤几乎崩溃。那时，他看见家门口的作坊工人在弹棉花，昏暗的光线下棉絮飞扬，弹弓铮铮作响，只想携妻儿去南方以弹棉花为生。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跳槽去那些高薪的市场化媒体时，“报社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我是个念旧的人”。

　　前不久，有人打电话给王克勤的母亲，问他媳妇和儿子的情况，他妈妈没有告诉他地址。“接到母亲的这个电话，我当时感觉很悲凉。我现在考虑问题与其他人不一样，别人是想着如何生活得更好，而我想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怎样能保证家人的安全。其次，才能想怎么做事情。”王克勤说。

　　去年暑假，王克勤曾经执意要把妻儿留在北京。暑假结束了，媳妇还是坚决把孩子带回了老家。临走时，她对王克勤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你的压力会很大，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赚钱，这几年你一直秉持的为民请命、为老百姓说话的信念就会动摇，你有可能会走不下去。所以，我们回去。”王克勤问，安全问题怎么办。她说：“只要你多为老百姓做事就不怕。你为老百姓做得多了，苍天也会保佑我们的。”

　　我应该永远在路上

　　生活上的清贫、危险、现实的尴尬与无奈，都没能阻止王克勤前行的步伐。虽然很久没有作品发表了，但他一直在为“中国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调查”计划而奔忙着。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作为该项目的挂靠机构，期望报社解决一部分调查经费，再从社会上募集一些资金，以研究员的身份做这个有可能要持续三年的调查。

　　“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调查”计划的设想，他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和田间劳动必将愈来愈远离我们的生活，农村贫困人口真实的生存状态正在远离现代社会，而众多的农村贫困者缺乏说话的机会，使得他们成为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的弃儿。

　　“我应该一年有三百六十天奔走在路上，在民众民生中奔走，写稿子发稿子，一直这样。这样我的内心会非常快乐。我应该永远在路上。”王克勤期望自己能有如此的未来。

　　王克勤新闻观

　　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忠实地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在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对人类进步事业有贡献的媒体都是。

　　　 -王克勤现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但现在穷到连手机费都交不起了。

　　-曾有黑社会扬言出价五百万买他的人头，因此王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缺乏调查经费，无法开展工作，这是王克勤当前最大的痛苦。

　　两极对话

　　记者：您从1991年开始做揭黑记者，到现在十多年了。还一直在做吗？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王克勤：传媒界有人对我的评价是——王克勤是个清教徒，对新闻是宗教式的追求。

　　记者：是什么因素促使您一直走到今天？

　　王克勤：是一种本性的东西，是一种长期的熏陶。同时，是我妻子促成了我。我骨子里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情节很浓。

　　记者：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被援助的人了。

　　王克勤：跟我的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好多了。我家是普通农民，妻子也是农民。我在家(吃饭)有一碟菜、一碗面片就够了，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您眼中的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克勤：记者的内心应该像诗人，记者的写作应该像史学家，记者的作风应该像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