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而八路军官兵对日军战俘却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请听，多位亲人被日军杀害的抗战老战士邓永顺的讲述——

　　人物小传：邓永顺，1930年10月生，1945年2月入伍，1947年7月入党，曾任太行军区野战医院卫生员，志愿军总指挥部卫生科外科医师，武警工程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等职，1991年离休。

　　8月初，我们来到抗战老战士邓永顺家，请他讲述抗战故事。邓老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深思良久，然后说道：“我从事医疗工作数十年，救治过无数伤员和病人，但最让我难忘的是给日军战俘治伤的事。”随着邓老的诉说，我们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看到许多亲人都被鬼子害死了，我下定决心要找鬼子报仇”

　　我的家乡在晋东南的陵川县。“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占领了我的家乡。鬼子来了后，不仅抢东西，还杀人、放火，害得老百姓没法活。

　　1941年冬天的一天，天还没亮，父亲把我们兄妹从睡梦中叫醒，说道：“快跑！鬼子来了。”为了躲避鬼子，我们全家逃到住在山里的舅父家中。但好景不长，没多久鬼子进山“扫荡”，舅父也同样遭了殃。舅父舍不得家，带着侥幸心理留在家中，没想到鬼子抓住他后，用刺刀把他活活捅死。我祖父年高体弱，在逃难时被摔成重伤，不治而亡。我母亲又气又急，再加上饥饿，得了重病，也去世了。那年，我才11岁。看到许多亲人都被鬼子害死了，我下定决心要找鬼子报仇。

　　那时，我从大人们嘴里听说，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专门打日本鬼子。我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八路军早日到来。1943年春天的一天夜里，我一个两年没见面的远房哥哥突然来到我们家，告诉我们，八路军就要过来啦。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心想有八路军给我撑腰，我可以找鬼子报仇了。于是，我天天到村口去看是否有八路军的队伍到我们村来，有时还爬到树上向远处看。

　　这天早晨天刚亮，我还在熟睡，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共产党来了，八路军来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跑到街上，只见乡亲们已经赶往村边打麦场迎接队伍了，我也马上赶了过去。在打麦场，我看见许多穿着灰军装的军人，就找到一个像当官的人，要求参军。他看了看我说：“长得还没枪高，怎么打仗呀！等一两年长高了再来。”我虽然没能参军，但经常给八路军送信、放哨，积极为打鬼子做贡献。

　　“我一边给鬼子伤兵清洗伤口，一边用仇恨的目光瞪着他们”

　　穷凶极恶的鬼子不停地对晋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八路军经常和鬼子发生激战，许多官兵在战斗中受了伤。为了支援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号召我们青少年参军做宣传和卫生工作。1945年初，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到部队后，有两个工作可供我选择：一个是宣传工作，一个是护理工作。当时我想八路军打鬼子是替我报仇，他们受伤了，我应该去照顾他们，于是坚决要求去做护理工作。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太行军区卫生处野战医院工作。

　　经过短期培训后，我参加了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奔赴前线执行战场抢救任务。一天，我们到达一个叫山头西的小村庄待命。天黑时，部队在附近打了一场伏击战。这场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十几个受伤的日本鬼子。救护队立即组织担架队把他们送回医院，并让我和几名同志负责护送。

　　第二天，医院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和一名老卫生员负责护理被俘的日军伤员。听到这个决定，我当时就不干了。我找到领导说：“日本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不把他们杀了给亲人报仇，已经是照顾他们了。你还让我去护理他们，我不干！”医院领导没有批评我，而是给我讲：“被俘日军伤员也是父母生的，也有妻子儿女，他们只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才来侵略中国的。现在他们已经投降了，我们应该给他们治好伤。”老卫生员也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他对我说：“咱们医院院长、张医师，还有好多人的亲人都是被鬼子杀害的，他们现在不也在认真地给日军伤员治伤吗？”

　　经过领导和战友的耐心说服教育，我虽然同意接受任务，但心里还是想不通。记得开始时，我一边给鬼子伤兵清洗伤口，一边用仇恨的目光瞪着他们。有的鬼子伤兵，看到我的目光，吓得不敢看我。虽然心里恨鬼子，但我对工作还是认真的。我不仅每天给他们换药，还给一些重伤兵喂饭。医院不仅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们，还把盘尼西林等很难搞到的好药给他们使用。我们八路军对鬼子真是仁至义尽啊。

　　“我们日本人来中国打仗犯罪大大的，将来我们要友好”

　　我们细心周到的照顾，使日军伤员非常感动。一天，我正在给一个叫山男一郎的日军伤员换药，他突然对我说：“八路军大大的好，你们的医生、卫生员心地大大的善良！”我听后问他：“你们为什么来侵略中国！”他摇一摇头回答：“这是长官的命令，我也想在家好好生活，不想来这里打仗。”听了他的话后，我很激动，因为在我们的努力下，这名日本鬼子终于恢复了人性。

　　以后，随着前线部队打的胜仗越来越多，被俘的日军伤员也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是日军军官。一个肚子受伤的日军军官刚被送到医院时，整天愁眉苦脸的，很担心被我们枪毙。由于他伤势较重，我们院领导亲自给他做手术，还让我对他进行特别护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我们是真心实意地照顾他，才放下心来。

　　在日本战俘住院期间，我们医院政委和一些上级派来的同志，还每天给他们上课，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还经常组织他们学习讨论，启发他们改恶从善。

　　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许多日军战俘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一次讨论发言时，一名日军中佐说：“我是个很大的罪犯，枪毙我多少次，也偿还不了欠中国人民的血债。”为了赎罪，一些日军战俘还主动帮助我们和村里的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天，一名伤快好了的日军战俘帮助村民干农活时，累得满头大汗。一位老大爷说：“日本同志，歇会儿吧，看你累的。”这名日军战俘听后很受感动，连声回答：“好的，好的。”在一旁的小孩们被他生硬的中国话逗笑了。这名战俘抱起一个小孩，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对老大爷说：“我的小孩和他一样大。我们日本人来中国打仗犯罪大大的，将来我们要友好。”

　　许多日军战俘伤好后，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为反对日本法西斯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自己的故乡。杨俊杰 崔继承 张建利

　　图为邓永顺近照。崔继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