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对于人口达270多万的“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陈纲先生日前在《青年话题》（8月23日）撰文认为：简单的“输血”是不够的，应该赋予环京津贫困带“造血”功能。最有效的办法是京津冀市场的对接、产业的融合与转移。一种简单的思路是，除高精尖工业外，京津其余工业应迅速向周边转移，至少产业链应该延伸到周边贫困带，探索京津冀“双赢”或“多赢”的区域间协作发展机制。

　　这个思路，也许有助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却必将以牺牲其中下游也就是京津地区的环境为代价。事实上，“环京津贫困带”体现出的矛盾，恰恰是环境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与百姓致富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一般的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矛盾。为保护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风沙危害，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使当地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损失。这是导致“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

　　类似的情形，非京津城市带独有。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今后我们还将不断遇到这方面的挑战。所以，必须寻找一种共赢的模式，既不影响环境保护，又不影响百姓生存和致富。

　　亚洲开发银行这份《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参考了美国田纳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亚地区，意大利的南方地区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地区，以及国内广东、浙江、福建、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经验，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设想。但这一设想可能与“西方经验”和“东部经验”有很大差距，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差距主要表现为：环京津地区的治贫问题，是一个跨省的区域合作，而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不健全，甚至很多方面几乎无从操作；而区域间的谈判协调能力也不对等，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政策性贫困”应该获得“政策性补偿”。对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民众为了环境保护而作出的牺牲，政策决策者以及环保受益方应该共同为此承担一定形式的补偿。在生态补偿机制缺乏、很多补偿内容无法科学、合理量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群合作战略”，从两方面着手改变现状：

　　通过省区之间、城市群之间的战略合作，在改变生态贫困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投入上给予补偿，在保证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脱贫致富相统一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和区域补偿促进当地农牧渔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通过发展城市群促进生态移民。北京、天津等发达大城市，帮助和带动河北，发展京津冀大城市圈，通过一定的政策和经济补偿机制，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生态保护圈的居民适时迁出，适当减少生态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直至留在当地的人们仅凭生态保护就能脱贫致富。

　　有人认为，采取人性化的措施疏散京津地区的人口，也是缓解区域生态环境紧张的一条出路。我认为此路不可行。且不论京津地区人口是否能够得到疏散，中国人口就这么多，疏了此处必然密了彼处。在人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