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暴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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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义 本报记者 董伟
核心提示
石家庄的平安公园,每天有很多人在此乐而忘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60年前,这里曾是日军建立的中国军民的炼狱之地———“南兵营”;日军在济南的集中营“新华院”,如今也成了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校址。与这两个集中营一样,北平的“西苑盨生队”等数以十计的日军杀人魔窟,现在都难复史迹。
每一年的春天,世界各地都会念起波兰的小镇奥斯威辛,并视其为人类苦难的象征,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先辈也曾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中遭受屈辱、迫害和死亡,甚至他们曾经流血的土地就在我们脚下。
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的集中营遍布全国各地,初步调查,已有20多个集中营的旧有轮廓显露出来。今天,通过幸存者的口,我们终于能够看到那远去史迹的轮廓以及那不该忘却的苦痛和罪恶。
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88岁的张永顺永远也忘不了他在洛阳西贡集中营的日子。1944年4月,日军攻陷洛阳,俘虏国民党军万余人,张永顺亦在其中。为了便于管理和就地利用,日军在洛阳旧城西关外改建西贡军营而成集中营。地狱的大门从此向张永顺们打开。“日本人每顿饭就给我们发一把谷子,或者一把黑豆,一把玉米粒,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发了27颗玉米粒。”张永顺回忆说。同样是27颗玉米粒,却是唐金安3天的食粮。在押送途中,日本人一周只给一把高粱,一滴水不给喝,很多人干渴倒地,河南人白祺华是靠舔牙膏活下来的。
吃不饱,没水喝,这是日军集中营中最普遍的事儿,尤以西贡集中营为甚。日军原一一零师团一六三联队长、战犯上坂胜曾到过西贡集中营两次。他在认罪交待中提到:“我看见俘虏因收容所的给养极为粗劣,大部分都很瘦,衣服寝具的供给又不够充分,几乎全部穿着原有的衣服……在收容所南侧田里的干井中有五六具尸体。这些尸体瘦得皮包骨头。显然,他们不是因营养失调致死,就是被饿死。”
到了秋冬,战俘要忍受的还有寒冷。因为集中营里发的牢服根本难以遮体,再加上营房四处透风,很多人扛不住就活活被冻死。一个名叫赵天的战俘在去厕所的路上捡了一个装石灰的草袋,晚上睡觉就钻在里面挡风寒。不巧来了一个日本兵查房,用刺刀挑开草袋不让他睡,随后把他拉到井口,提起两脚就向井里抛。有些战俘为了御寒常常两三个搭伴儿挤在一块儿睡。睡觉时人都好好的,可是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仅就吃住而言,其他集中营的情况甚至更差。河北人康庆和原是山海关“铁矛队”警卫班班长,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押入塘沽集中营。日军按地区将他和其他71人编成一个中队。晚上怕他们逃跑,“鬼子就让我们脱光衣服睡觉”。由于地方小人多,“鬼子强迫4~5人压摞睡觉,谁不躺下就挨打。下边的人压得难受还不准出声,谁出声立即被拉出来用棒子打死。体质不好的在下边被压死,在上边的被冻死。”
康庆和们吃的是盐碱地长的草籽和橡子面烙的饼子。没有水喝就得喝尿。“喝尿,让日本人看见了也得挨打。”冬天房檐上有冰溜子,用石头凿下来用手擦两下就吃。“冰溜子哪来的?我们睡的是冷冻仓库,一两千人往上哈气,上面是铁板,热气到铁板上就变成冰溜子了。”
老鼠吃红了眼,有身体不灵便的病人被活活咬死
在各个集中营大都流传着“只要进病栋,就难逃活命”的说法。抗战时期任河北省广宗县四区区长的姜化民被捕后关在“南兵营”。他回忆道,“南兵营”内设有3个病栋,一病栋是外科,二病栋是内科,三病栋是把病人放进去等死。“狭小的病栋经常拥挤着三四百人,室内臭气扑鼻,而且并不医治,也无药品,有的只是医生的棍棒。”战俘们都把病栋称为“阎王殿”,有进无出。
1946年3月至4月,劳工协会职员到青岛日军第二劳工训练所去帮忙并留存了一份日报,从中不难看到战俘劳工患病后的遭遇:“因饮食不足,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饭及晚饭(合为一餐)四人分棒面窝头一个……且无饮料(水),致彼等因饥渴成疾者较近日为多……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查各病舍空气污浊……”
虽然集中营分散各地,但是进入病栋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尽管“南兵营”的胶皮运尸车从早忙到晚,但仍有很多尸体来不及运出,而成为老鼠的食物。不管白天黑夜,身长约20公分长的老鼠在病栋里窜来窜去,撕咬死人的耳朵、脸、脚趾等。慢慢地胆子吃大了,它们就红着眼睛咬那些还活着的病人,有身体不灵便的竟被活活咬死。
战俘死后就被拖到外面埋掉。“南兵营”里干这活的是休门镇的拉尸队。拉尸队最忙碌的时候一个晚上要拉290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就用汽车。有一些病人被赤身抛进拉尸车上时,还在不断地呻吟喊叫:“我还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