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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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伟

　　何天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人员。1985年，他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开始投入到日军侵华史迹的整理工作中。1995年，他主编了《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丛书；1998年，他申报了中国社科院课题《日军在华集中营调查》；2001年，他同“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合作，进行了战俘劳工口述史的研究。

　　记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在中国也建有集中营，你是怎么开始注意到并作相关调查研究的？

　　何天义：1985年我转业后，接到领导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石门南兵营被俘党员的抗日斗争。石家庄当年叫石门，这在当地人们都知道，但是南兵营在哪儿，南兵营怎么会有战俘呢？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档案，四处走访调查，后来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位于石家庄南郊的南兵营竟是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战俘集中营！5万多人曾在这里被关押，受着种种非人的虐待并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役，无数人死在这里。这些我在石家庄当兵20年都没有听说过。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德国在奥斯维辛、索比堡等地建立集中营，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迫害各国人民，但是日军在中国建立集中营的罪行却从没有被公诸于世。而那一年，日本又是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修改教科书，竭力否认侵华罪行，右翼势力极为嚣张。于是我觉得应该把集中营的问题搞清楚，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干就是20年。

　　记者：在调研中，你有什么样的发现？这些发现与我们的民族有何关系？

　　何天义：在搞清楚“南兵营”概况之后，我发现日军在中国的集中营并非石家庄一处，仅华北地区就有济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岛、洛阳等几个集中营。

　　随着集中营的旧貌一点点清晰起来，听着幸存者的控诉，我感到日军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比奥斯维辛还要恐怖，我国军民所受的苦难和伤害比别人只多不少。我们现在能够用铁的事实告诉世人，日本同纳粹德国一样，不仅在二战中建立了大批战俘劳工集中营，而且违反国际法对战俘劳工进行了残酷的虐待和奴役。日本右翼势力不管怎么狡辩和粉饰，侵略就是侵略，屠杀就是屠杀，那些惨死的灵魂和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人们都能证明这一点。

　　记者：研究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何天义：首先是经费。虽然社科院拨了6万元的课题费，但和实际的花费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几年来，我和合作者走遍全国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党史、地方志等部门，查阅收集文献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20余处；先后召集战俘劳工代表大会3次，地区性座谈10余次，走访幸存者1000多人，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其间，很多钱财都靠自己筹措，我的家人也一度不理解。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相关资料的严重缺失。据我了解，当年日军战败后曾经把所有关于集中营的资料都销毁了，在大连火车站锅炉里烧了好几天。另外，我们以前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导致很多珍贵史实难以复现。即便那些幸存者，他们也未得到足够的发言权，很多当事人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况且，几十年了，亲历者大多已经亡故，活着的也进入垂暮之年，很快将不久于人世。他们背后的故事和历史也将随他们而入黄土。经常是听说某地有一个战俘劳工还活着，但是我们赶过去却看见厅堂里摆着花圈。有些则是我们刚刚采访完，不久就传来老人西归的噩耗。

　　记者：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或者希望？

　　何天义：我这里还有很多线索，日军在华南、华中也建立过同样的人间地狱，我希望能把这些都调查清楚，并且出版相关书籍把日军集中营里的罪恶都揭露给世人看。但是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盼望各地的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样的工作，为在日军集中营里受害的数十万中国同胞做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