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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监狱原政委王勇民临汾监狱原狱政科科长赵卫东
临汾监狱仅2003年一年内假释罪犯就达100多人，2002年以来，累计假释罪犯229名……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列为2004年“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的一号案件……发生在临汾监狱的荒唐事
手持小灵通，腰别诺基亚，一机在手，想打就打；特殊犯人的号子里，影碟机、饮水机，一应俱全；打麻将、推牌九，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违反监规被关禁闭，领导一个电话化险为夷；管教干部与犯人“打成一片”，多方位服务，任劳任怨；为了保外就医，近视眼患者转眼间“双目失明”，拇指骨折则马上升级为“手功能基本失去”……
这是监狱。临汾监狱。
这座有着50年光荣历史的监狱，曾成功改造过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和各类刑事罪犯，创造过连续8年无脱逃的辉煌记录，受到省委、省政府、省监狱管理局的表彰奖励，成为我省为数不多的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之一，原判死缓和无期的重刑犯占罪犯总数的80％以上。
2004年7月30日，临汾监狱被省检察院以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立案侦查。随后，原监狱政委、监区医院院长、狱政科科长等人被逮捕、移送起诉，临汾监狱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8月29日，此案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被山西省原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这场震荡山西的风暴究竟蕴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又是如何被揭开的？经过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连日来，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风云突起
“临汾监狱管理混乱，罪犯吸毒成风、喝酒成风、赌博成风，无病却能保外，钱大于法……希望你们秉公执法，敢于碰硬，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服刑人员一个公平、公正的改造环境。”
2004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开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以来，省检察院先后接到多份关于临汾监狱干警收受贿赂、在保外就医等方面存在严重违法问题的举报。7月21日，由省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组成的初查小组赶赴临汾，对临汾监狱2002年以来全部保外就医罪犯、假释罪犯的档案资料进行调取、审查、封存。
7月22日，在初查小组的严密组织和全程监控下，经省政府指定医院复检、专家委员会鉴定，结果令检察官们大吃一惊：在收监的8名保外就医罪犯中，竟有5名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其中两名没有任何疾病！更令检察官们震惊的是，还有3名保外后脱逃，至今未被抓获。初查组同时发现，临汾监狱仅2003年一年的假释罪犯就达100多人，2002年以来更是高达229名。
7月30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果断对临汾监狱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进行立案侦查，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列为全国“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的一号案件。
保“伪”就医
对病情严重、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予以保外就医，本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具体体现。但在临汾监狱，这项权力被肆意“出租”，成了滋生“监所腐败”的头号资源。据专案组获取的大量证据显示，从当时监区医院的医生、院长到狱政科科长、监狱政委，为了让“重点罪犯”享受保外就医，配合之默契、花样之翻新、手段之大胆，堪称史无前例。
张军（化名）因盗窃罪被判处死缓，1999年调入临汾监狱服刑。在同监犯人眼中，张军享有众多令他们羡慕的特权：入监后不久，便获得减刑，并入住监区医院。有干警时，躺在床上呻吟不止，干警一走，立马又打又闹；虽然身患“重病”，但从不打针，只服用被他唤作“干姐”的某医院大夫由监外送入的“专用药品”。
但是，长期“卧病床上”并不是张军的最终目标。
2000年10月，张军突然“病情严重”，被“特批”到临汾市人民医院进行鉴定，但前后两次鉴定均不符合保外就医的疾病条件。关键时刻，“热心”干警指点迷津：要达到“肝硬化失代偿期”才行。不久，张军第三次被安排出监进行鉴定，终于如愿以偿。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疾病由“轻度脂肪肝”成功升级为“肝硬化并腹水、胸水”。
2000年11月20日，为了弥补张军刑期不够保外就医条件的不足，一份“患者全身浮肿生活无法自理、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病危通知书出现在监狱保外就医的合议会上，时任临汾监狱主管副政委的王勇民亲自签署了“同意保外就医一年”的意见，并呈报省监狱管理局。在省监狱管理局一年三次未予批准的情况下，王勇民等人锲而不舍、不辞劳苦、多方努力，终于在2003年1月使“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张军获得保外就医一年的权利。
类似的故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不符合保外条件却获得保外的罪犯身上。根据每人特点，“分配”到他们身上的病症五花八门：50开外的张某在未见医生的情况下，应干警要求，仅仅因“他抽烟、咳嗽”便一举染上了“老年性肺气肿”；左手拇指骨折的杨某则“基本失去了手功能”；而年轻健壮的故意杀人犯高某被“安排”患有“肝肾综合征”，在对其保外就医的合议会上，某医生闻之忍俊不禁，“什么？他有肾病？”被捕后的王勇民，说到高某保外就医的“奇迹”，也不得不承认“不应该，绝对不应该”。
在临汾监狱，这些“获保”罪犯的成功秘诀被求之若渴的犯人们四处打听、反复琢磨，“获保”行情更是犯人们茶余饭后竞相谈论的焦点。多份写给检察机关的举报信均提到，临汾监狱行贿受贿之风一度盛行，服刑犯与家属的通话内容之一就是要钱，以疏通关系，获得领导垂青。
据专案组查实，临汾监狱在罪犯保外就医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符合法律规定应该保外就医的得不到保外，而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却用金钱铺路，经干警的徇私舞弊，得到非法保外。这些违法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从2002年以来，临汾监狱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罪犯呈直线上升趋势：2002年为12人，2003年增至14人，而2004年仅在10月底前，死亡罪犯就达17人！
黑色景观
省检察院“7·30”专案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侦查，发现存在于临汾监狱的种种“怪现状”堪称“触目惊心”。临汾监狱某领导被撤职后，也曾在一份材料中如此表述内心深处的自责和反思，“……我所分管的监管工作岌岌可危，涌动着随时发生各种问题的可能……我虽尽力而为，但已无能为力”。
罪犯高某在临汾监狱被公认为腰包鼓、关系广。在他的号子里，赫然摆有影碟机、饮水机，渴了就喝、烦了就看。高某的赌瘾同样“不同凡响”，有犯人向办案人员描述，“某年春节期间，高与20多名赌友推牌九，不到20分钟，就输了8000多元”。
法律明确规定，服刑人员不得持有现金。但在临汾监狱，众赌徒一晚上“挑灯鏖战”的赌金曾创下万元纪录。
临汾监狱地处闹市，特殊的地理位置、混乱的日常管理使临汾监狱一度成为全省监狱系统的“手机大户”，屡禁不绝，由此引发的“插曲”亦令人感喟。
曾在一个月内由“轻度脂肪肝”恶化为“肝硬化并腹水、胸水”的罪犯张军，先后拥有过两部小灵通、一部诺基亚手机。在等待“保外”的日子里，这些通讯工具派上了用场。张军经常在电话里催问家人，“花了那么多钱，到底行不行？”某次，管教干警发现他打电话，便没收了他的小灵通，不到几分钟，监狱一名“特殊人物”匆匆赶来，不但将小灵通从管教干警手中要回，还叮嘱该干警不要上报此事。
罪犯吕某更有一套。为他买手机卡的是管教干警，为他交手机费的则是通过手机聊天的“红颜话友”。
毒品问题同样令临汾监狱蒙羞。2004年5月，经省监狱局立案侦查，20多名在押罪犯参与吸毒贩毒的惊人内幕浮出水面。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与干警里应外合，将毒品藏匿于衣服、食品中，顺利运送至监区。案发后，吸毒贩毒人员被以重新犯罪送交审判；涉嫌干警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追究法律责任。
角色错位
临汾监狱关押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几乎都有一部沉甸甸的犯罪史。监管干警和他们朝夕相处，压力、责任可想而知。令人遗憾的是，身为当时监狱一把手的王勇民，却把如此艰巨的使命当成儿戏，对罪犯家属的宴请、红包来者不拒，甚至不惜“屈尊降驾”，为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奔走，使自己的形象一落千丈，神圣的法律遭受玷污。
罪犯高某、吕某在临汾监狱“久负盛名”，资本之一就是能和“王政委”“说上话”。2002年春节期间，高某和5名赌友推牌九，每锅500元，被管教干部发现后关了禁闭。仅仅一个晚上，禁闭解除，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王政委为这事亲自打了电话。几名赌徒庆幸之余，更加追捧高某。
罪犯吕某，在临汾监狱更是“人物”。吕某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后减刑。能说会道的他凭借一手会按摩的绝活，成为王勇民夫妻的座上宾。据他交待，他多次在领导和罪犯之间穿针引线，使一些灰色交易迎刃而解，他甚至打着领导的幌子，在犯人中间招摇撞骗。
在王勇民的“垂范”下，临汾监狱个别干警步其后尘，为罪犯提供的服务步步升级，几乎丧失了基本原则。某女干警为使罪犯张某与家人更“酣畅”地见面，多次将张家人带入监区，安排会见，甚至动用了丈夫的警车，拉着罪犯亲属径直进入监区，服刑犯人见状，无不啧啧称羡。
一声叹息
监区医院院长申小红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前途本是无可限量。但他在为多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办理保外的过程中，无视法律规定，迎合“上峰”旨意，收受罪犯家属贿赂，终于“翻船”。
罪犯陈某在接受专案组讯问时谈到，申院长和罪犯吕某关系甚密，但吕某经常向他们抱怨，“申小红太贪”，不给“顶货”就不行。
临汾监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教干部苦笑着告诉记者，他身边的很多同事对临汾监狱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年来，发生在监狱内部的种种反常现象，他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这一切，王勇民难辞其咎。
早在2004年初，临汾监狱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引起了省监狱管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6月13日，省监狱管理局王伟副局长向记者回忆了他当时代表局党委赴临汾监狱宣布对王勇民“降格调离”的情景。
“决定是在监狱全体中层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的，王勇民由临汾监狱党委书记、政委调任曲沃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王伟说，“会后，王勇民伏案痛哭。”
2004年10月，检察机关决定对已调任曲沃监狱政委的王勇民立案侦查，王勇民闻讯潜逃。2005年1月，躲藏在临汾郊区的王勇民被抓获。办案人员破门而入后，王勇民掩面痛哭。此后，几乎每次接受讯问时，王勇民都“泣不能语”。
王勇民在他任职的几年里，为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监狱究竟留下了什么？是光荣还是耻辱？是问心无愧还是良心难安？是引以为豪还是罪责难辞？真正的答案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
审讯中，王勇民多次对办案人员表示，“我犯了罪，对不起党多年的培养，对不起临汾监狱的干警。”在他之前之后，218医院原院长张伟、临汾监狱原狱政科科长赵卫东、临汾监狱原监区医院院长申小红等分别因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受贿罪被逮捕。曾经身负管理、教育、改造犯罪分子重任的他们，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为等待法律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创痛！
2004年春节，专案组的检察官们冒着风雪赶到看守所，为“7·30”案的每一名犯罪嫌疑人送来水果及食品，并让他们给家人拜个年，问个好。当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妻子、孩子的声音时，这些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们忍不住泪流满面。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刻骨铭心地感到，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别人给予的尊重、平等是何等珍贵！同时他们对检察机关的挽救表示由衷的感谢，纷纷给家人捎去了这样的嘱咐，“我收了不该收的钱，犯了罪，请尽快交给检察机关……”
痛定思痛
临汾监狱案的查办在全省监狱系统引起了剧烈震荡，结合在此次“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省检察院依法向省监狱管理局发出了检察建议，纠正目前在刑罚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不规范、不统一的状况。
省监狱管理局对检察机关的意见高度重视，他们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和措施，并迅速进行了部署。记者同时还了解到，临汾监狱新一届党委深刻反思，追根溯源，明确提出必须彻底改变临汾监狱过去“管理失控、监督失效、教育失误、自律失败”的状况，以全新的形象回报社会。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经历此番风雨洗礼的临汾监狱，能否走出阴影、重现辉煌，真正成为罪犯悔过自新、重塑人生的一方净地，我们期待着。
本报记者 郭风情/文 李春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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