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　非常话语(下)

　　记录各色人物富有意味的话语，呈现非常年代个性鲜明的叙述

　　□邓 科 蔡军剑 辑

　　【苦乐 第七】

　　广州沦陷之后，夏衍和《救亡日报》同人来到柳州东南的象县，当时物价还很便宜，可是象县市上烧熟了的鸡腿实在便宜得使人觉得奇怪，花几毛钱，可以买到一对，大家饱食之余，不免有点纳罕。直到走到县衙门壁上看到一张煌煌县长老爷的告示，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敌机来袭，不免会有鸡鸣犬吠之声，所以县政府便下了一道命令，限令三日内杀尽所有鸡犬，命令上有“须知一鸡之鸣，一犬之吠，在在足以威胁市民之安全”的名句。夏衍说：“鸡犬何辜，遭此浩劫，至今思之，犹有啼笑皆非之感。”

　　蒋经国在自述里回忆：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前线一定是很悲惨的，但是事实上有时却是两样，潼关虽则被打光了，但是潼关依旧是欢乐的。离潼关五里的难民村，许多人都是住在窑洞里。我去的那天，正是清明，许多妇女都穿了红衣服绿裤子，在外面走，对于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毫不理会，甚至许多人想吃猪肉的时候，反而希望敌人开大炮，据他们说，敌人的大炮永远打不中的，但是他每开一次大炮，炮弹的碎片捡起来，就可以换钱去买猪肉吃。

　　对于空袭警报，夏衍有过有趣的描述：

　　抗战初期，一般人没有防空常识，空袭时老百姓不理警报，在街头熙攘往来，毫不介意，后来炸得厉害了，一片血肉横飞，这才知道了防空的重要，当然，物极必反，为了“厉行防空”，在各地就闹了不少笑话。

　　在这个时候广东颁布了许多条例，其中有一项，就是为了避免给敌机发现目标，空袭时间不得穿白色衣服在街上走路，广东天气热，冬天也穿单衣，因此这一条平淡无奇的规定也就很难办到，记者有一次途经三华附近，看见路上负责防空的警宪手里都拿着一个喷筒，正纳闷时候，忽然警报长鸣，市民走避，过了一些时候，机声响了，路上人也少了，而警士还是提着喷筒，等在路上。忽然，一个穿白短衫的农民仓皇过路，说时迟，那时快，那位警士立即拿起喷筒，往他那件白短衫上喷射出鲜红的墨水！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对穿白衣服的一种惩处办法！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沦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离叛 第八】

　　1945年8月16日下午5时，南京伪政府部长以上的要员全部聚集在一起，开了伪政府最后一次政治会议。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宣读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念完后，除有一个人指出几个字要修正外，接着就举手通过了。陈公博对周佛海说，“是不是让诸位分组讨论一下会议精神？”此时已另外寻找靠山的周佛海说：“还讨论什么？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说完一拂袖，扬长而去。

　　南京有一家报纸载日本公使有吉归国，汪精卫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登了两首诗，讥讽汪精卫，其中有两句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伪送我情”。

　　1939年12月，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的妻子因病死亡。其后不久，他去戈登路寺院烧香。

　　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傅筱庵两眼微闭跪在蒲团之上。突然，一个小和尚手握杀猪刀，向傅猛扑过来，举手就刺。保镖眼明手快，飞起一脚，把刀踢落。

　　傅筱庵把佛堂当刑堂，严加审讯，厉声骂道：“佛门弟子，应以慈悲为本，我与秃驴无怨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

　　小和尚破口大骂：“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我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璧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汪伪第四号汉奸褚民谊，是民国史上难得的“活宝”。此公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因此，人称“兔阴博士”。

　　汪伪政权中，汪妻陈璧君为制衡周佛海一派，在政府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亲朋故旧，褚民谊被内定为“海军部长”。周佛海闻讯，拉上陈公博向汪进谏，说此人“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如此行径，太过滑稽”。“拉马车”事，是指战前他身为中央委员，主动给有“美人鱼”之称的香港泳将杨秀琼当马夫，招摇过市。

　　汪觉察出问题，但碍不过老婆的强悍，许褚民谊“外交部长”。周佛海语人言：“外交部长”，就是办日本一国之外交，由他去。

　　【时景 第九】

　　1937年6月底，冰心在欧美周游了一年之后回到国内。一个星期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了！她在《默庐试笔》中，有这样的记述：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队列。他们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跟随监视着。”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写道：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中国自古重文轻武，社会上流传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注意到：军队在街道上走过时，有时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们，没有乐队或鼓手来鼓舞他们，没有女子向他们掷花或给他们香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在抗战之初与中国军队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这样评价中国的士兵：“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钱穆在北大任教时，常有日本学生四五人前来旁听。课后发问，始知此辈在中国已多年。“有一人，在西安邮局服务已逾十年，并往来北平西安，遍历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辈皆日本刻意侵华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大旧书肆，访问北平各大学教授购书情形，熟悉诸教授治学所偏好，以备一旦不时之需。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学者这样回忆：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有的难民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乘人之危。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学者蒋百里说到，50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们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们只须经过书房、考棚、衙门，就可以负责担当国家的大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校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知识青年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

　　所以蒋百里说：“这一次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见之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文气 第十】

　　陈寅恪正在怀念往事，只听到尖利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昆明城里的市民们都乱成一团。只见刘文典带着几个学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原来，刘文典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外跑，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地佩服的陈寅恪，想起他身体羸弱，且目力在慢慢衰竭，行动更为不便。于是，便折回来。

　　当下，刘文典率领几个学生，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刘文典自恃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因此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这时，只见沈从文也在人流中，刘文典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么跑啊！你干么跑啊！”

　　沈从文乍闻此声，不由又惊讶又气愤，抬头一看，见是刘文典，他也就懒得反驳了。原来刘文典一门心思扑在国学上，加上他乃狷介之人，因此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当沈从文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陶希圣是国民党学者、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代笔之人，一次其学生何兹全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希圣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又一次何兹全对陶希圣说：“在这侍从室做什么。找一个大学去教书不好吗，可以创立个学派。”陶希圣摇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背后说‘莽大夫’(指扬雄，曾作王莽大夫)。我在这里(指蒋介石侍从室)，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对我说话。”

　　1939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滞留越南谅山休养，当胡愈之来访时，马先生仍期期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了，亦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抗战时，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吴晗非常不满。他说：“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他讲历史时，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转弯抹角地指控蒋介石政权。一次，讲了一个南宋亡国宰相贾似道的故事，他说，孔祥熙用飞机抢运他家的几条狗，“我们可以称他为“飞狗院长”。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很多人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他复电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消息一传出，日本方面便感到压力很大，代表日本舆论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胡适曾经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20年来，政治是早就谈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如今国家到了这步，调兵调到他，他无法逃避。

　　【识见 第十一】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了毛泽东、陈绍禹、王稼祥、林伯渠等47人为理事，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抗日的民主，或叫民主的抗日，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罗隆基写道，有人或者还要赤条条地说：“今日中国老百姓不要什么宪政，只要打赢日本。打赢了日本，中国恢复君主都可以；打不赢，宪政亦无所用了。”这是极端痛快的议论，这又是似是而非的议论。假使我们反问一句：“怎样打得赢日本？”当然是靠精良的武器，忠勇的士兵。怎样能具备这些条件？当然靠老百姓出钱出命。怎样能使老百姓甘心情愿出钱出命？问题逼来逼去又落到“大家的事只好请大家来负责”一句话了。试问，这不靠宪政靠什么？试问，谁又能怀疑宪政在抗战上的效用？

　　1937深秋，学者蒋百里写成了他最著名的抗战论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而现代的悲剧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此文给了投降议和派以沉重打击，被誉为“纸弹”。

　　蒋百里说：“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

　　他说，这次抗战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了，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指伪组织中的汉奸)。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真多么危险！

　　1946年，《大公报》的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是你感觉到它有一股子气。”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

　　【懿行 第十二】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继东北沦陷以后，华北名存实亡。何香凝极为愤慨，拿了自己的一条裙子，在上面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寄给了蒋介石，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江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傅雷于中国太微不足道，于二次大战烽火覆盖的大片世界更是芥尘弗如。傅雷惟一能表现他大勇的地方就是与战火下的上海城共存，虽然他曾试图避到云南或什么地方，不过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那个繁华的孤岛，在日寇的铁蹄下，从自己的小屋把他的那些英雄们——贝多芬、克里斯朵夫一一推到中国大众的面前。“现在阴霾遮盖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几乎足不出户，用傅雷的话说是“闭门不出去，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为的是“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傅雷没有武器，他憎恨武器，他有的是翻译出的作品，他有的是译作中那些伟大的人格以及他们不朽的思想。八年时间他在自己的斗室里开辟了一个比中国，比亚洲，比欧洲，甚至比整个世界都广阔的战场。他的军队是从人类道德精神最深处调集出来的善的力量，那力量始终蕴藏在一切人的心底，不论是好人、坏人、强盗、娼妓、野心家、乞丐、政客、军人、商业人员还是艺术家。

　　当抗战已经进行1年多的时候，汪精卫大谈“和平”，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因事未到重庆)，以参政员身份，向参政会二次会议从新加坡发了一个“电报提案”，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邹韬奋认为，这是“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