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功臣、改制、受贿，30余年的技术官员生涯，厉建中最终却黯然收场。在戏剧性的变化中，这个原本是“为神舟五号试验成功作出贡献的官员”形象也渐趋真实。

　　1999年的厉建中，既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科学研究院院长，又是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两个单位：一个是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事业单位，一个是市场体制下的上市公司。

　　两种角色在他身上的复合为其后来的“东窗事发”埋下了伏笔。

　　4月12日，《“神五功臣”受贿被起诉》的报道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惊异者有之，指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

　　后经检察机关证实：厉建中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3项罪名。其中涉嫌贪污数目为350万元，涉嫌受贿金额为人民币160余万元、美元2万元，涉嫌挪用公款的数目基本能认定的达1.2亿元人民币。侦查部门最早查出他挪用的金额是1.6亿，但其中有4000万不足以认定。

　　此案经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后，移送到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但因证据不足被退回到反贪局进行第一次补充侦查。

　　事发“神五”成功发射之后

　　“他以前就曾经被调查过，但后来又没事出来了。”

　　“全国各个领域中现在都有腐败现象出现，人们之所以特别关注厉建中的事，是因为很容易把它和‘神五’联系起来。”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大门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院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神五”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曾带给国人无限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圆了国人多少年的航天梦想。然而，现在“神五功臣”居然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现实。

　　据记者了解，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便接到群众举报，称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厉建中有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的行为。

　　后经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基本确认了厉建中的受贿事实，并于2004年3月对他实施“双规”。去年，本案被移送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不久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在确认了厉建中的部分职务犯罪事实后，以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不明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他以前就曾经被调查过，但后来又没事出来了。”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我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看了报纸才知道他又出事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明确向媒体表示，厉建中的贪污受贿与“神舟五号”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他早已经退休离开了领导岗位。记者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网站“历任院长”简介获得资料显示，厉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院长的时间是1994年至2000年。

　　不过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退下来后，厉并没有离开研究院，因为偶尔还可以碰到他。记者同时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人事部、办公厅得到证实：在2000年之后，他依然管理研究院的一些工作，同时兼任集团公司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其在2000年名义上退休之后，也一直在研究院上班，其办公室也一直被保留。

　　双重体制生存的现实

　　“原有的科研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制也就成为必然。但航天事业有其特殊性，涉及国家机密，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路子走的。”

　　1999年，在厉建中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在这一年3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正式启动，拉开了我国科研院所大规模转制的序幕。

　　也是在这一年，已年过花甲的厉建中开始步入他职业生涯中一个崭新领域——资本市场。

　　科研院所大规模转制的原因是：原有计划时代的科技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日益凸显。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5月发表的一份名为《我国科研院所转制情况分析》的报告指出，过去的科技体制，是一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较少与社会及独立生产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在科研与生产之间直接联系不够；同时由于缺少恰当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不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研究人员的激励；另外，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得过多，科研机构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受到压抑，发挥得不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原有的科研体系已经不能和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与转制也就成为必然。但航天事业有其特殊性，涉及国家机密，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路子走的。”

　　1999年6月，厉建中启动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对上市公司“武汉电缆”的重组行动。成功介入资本市场给火箭研究院带来了鲜活的新生因子。

　　公告资料显示，1999年6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利用所属的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建华电子仪器厂的部分经营性资产（经评估后总值为15863.69万元），与武汉电缆所属电缆类经营性资产（经评估后总值为15653.66万元），进行等值置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由此获得“武汉电缆”26.615%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将公司改名为“火箭股份”。

　　随后，厉建中出任火箭股份董事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另一位院长许达哲为副董事长，斯时，厉拥有火箭股份7500股流通股，配股后为9000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火箭股份”便出现眼花缭乱的股权转让的变动。2000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转给旗下二级控股子公司“北京长征宇通测控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707%股权；2002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旗下控股子公司“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又获得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转让的8.128%股权，厉建中退出董事长一职，只担任董事。

　　2004年4月21日，火箭股份第四次更换大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替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也就是在股权转让之后，厉建中退出在“火箭股份”的董事职位。就是在这之前的3月，厉建中被“双规”。

　　厉建中的另外一场资本游戏是在“南洋股份”，在2001年，厉曾任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随后，南洋股份因持续亏损而被迫退市。

　　1999年，身兼火箭研究院院长和火箭股份董事长双重身份的厉建中，同时在两种不同的体制内生存。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很惋惜地说，“厉其实就是个知识分子、科学家”，研究院的同事们对厉进行所谓的“资本运作”也不甚了解，但对厉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却表示了认同。

　　摩托罗拉班车的诱惑

　　待遇低不能成为腐败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减免罪行的筹码。这只能为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动机

　　资本运作实践对厉建中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与其后来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为有无直接联系。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无从求证。

　　但据北京检察院知情人士介绍，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行为，除个别发生在1993年、1997年，绝大部分发生在1999年以后。

　　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事件是：在2000年全国“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厉建中曾呼吁提高科研人员待遇防止人才流失。

　　当年“两会”分组讨论时，厉建中曾无奈地诉苦：由于科研人员待遇低，人才流失相当严重，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所，一年当中进的人将近流失了40%，“摩托罗拉”的班车，都开到我们院里来了。

　　他说，研究院总设计师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青年科技人员一般只有1000多元，如果他们“跳槽”到外国公司或合资企业，一般月薪最少8000元，横向一比，就看出差距了，怎么去与人家竞争。他呼吁国家要尽快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用特殊的待遇，把人才留住。

　　1999年，“神舟号”试验成功，火箭研究院奖励5位专家各10万元，有传媒称“造导弹的收入终于超过了卖鸡蛋的”。厉建中说，这5位专家为了研究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分别付出了8至13年的辛劳，10万元的奖金实在不多，也可说太少了。但这一举措确实引起不小振动。今后要继续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奖励，力度还要加大。

　　厉建中案发后，更是有网友说厉建中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不明资产只有200万，算不了什么。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高科技人员的身份，不是厉建中收受巨额贿赂的理由，也不是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待遇是待遇，腐败是腐败，犯罪是犯罪，这些不是一码事，待遇低不能成为腐败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减免罪行的筹码。这只能为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动机。

　　双重体制滋生腐败空间

　　双重身份背后的双重体制造就了“航天功臣”厉建中的腐败空间。

　　“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的原因，权力太集中了，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早晚会出事。”在航天一院广源小区街心花园一位火箭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坊间最为关注的就是1999年后厉一身兼二职长达一年的这段时间，巧合的是他的腐败也大多发生在他扮演双重角色期间。

　　有观察人士认为，作为研究院的院长，对资源分配具有生杀予夺的行政大权；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两种角色集于一身，也就意味着厉建中可以在两种体制间左右逢源，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间相互转化，但却可以不受任何体制应有的监管。这种双重身份背后的双重体制造就了“航天功臣”厉建中的腐败空间。在这样的腐败空间里，这位“科研精英”“优秀企业家”走向了最终的堕落。

　　由于客观原因，作为科研机构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一个行政事业型单位。但同时，火箭研究院又控股“火箭股份”，按照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院和火箭股份本应在各自体制下运行；而厉建中的“一肩挑”，就在这两种并行的体制间搭起了桥梁，为他捞取个人利益创造了条件。

　　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虽然双重体制并行给出了腐败的可能，但厉建中出事也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体制，与他的个人操守也是有很大关联的。

　　厉建中简历

　　厉建中，男，山东日照人，生于1937年3月。研究员。

　　196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精密仪器设计与制造专业；

　　1980年-1982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进修；

　　1961年-1966年公安部某技术局担任工程组长；

　　1966年-1991年航天部某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先后担任计量室主任、生产科长、副厂长、厂长等职；

　　1991年-1994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担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厉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

　　1994年-2000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2000年至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99年10月-2002年4月，担任“火箭股份”（600879.SH）上市公司董事长。

　　资料显示，厉建中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职期间，曾组织领导研制成功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二号丙改进型、长征二号F等4种型号运载火箭，其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于1999年11月20日首飞成功，将“神舟”号（即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为此，厉建中多次获得多项科研荣誉：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三次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三等奖；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航天部优秀企业家称号；航天部优秀管理开拓者一等奖；也曾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