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工地坍塌遇难者人数已达6人，这6条活生生的、背后有着更多亲人悲伤的生命夭亡，和之前刚刚发生的矿难致123名民工殒命一样，他们的悲剧也许很快会被忘却。地下的矿井和地上的“矿井”，一起在吞噬着我们的农民工兄弟。

　　前天，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废除“农民工”的称谓，以显示平等人道之原则。正名固然重要，但正名更应该建立在这个人群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如果他们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得不到完全保障，即使将他们称为主人翁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现实中，受伤的总是这些“农民工”，对这些人来说，能够安全地工作，能够及时足额地领到工资，能够平平安安回乡和家人团聚，也许比为他们正名要重要得多。

　　“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保守地估计，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在一亿左右（若可以假设一个农民工来自一个农村家庭，则全国不少于五亿人与他们直接相连），然而他们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苦乐，他们的期盼，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常常被忽略。他们能引起社会关注的，许多是在灾难发生后或者通过极端的方式。而灾难和极端方式的频率过高，会使公众心理承受力越来越“强”，从而产生见多不怪的麻木感。

　　比如说安全事故，在几年前，一场两位数矿工死亡的矿难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引起人们心理的震动。

　　可是，一旦这种灾难接二连三发生，且死亡人数不断刷新，动辄就是三位数，小数量伤亡的安全事故可能被人们很快地遗忘。再比如，在前两年索薪未成的农民工，爬上高楼以死威胁，会引起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从而给欠薪老板很大的压力。可是这种现象一多，已被某些人视为“跳楼秀”，一些农民工便从自伤发展为伤人。

　　前不久广东那个一直想做好人却最后杀死主管的阿星是这样，在宁夏打工的甘肃农民讨薪不成怒杀四人的王斌余也是这样。

　　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却缺乏渠道让他们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中间一些人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采取了极端的行动，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固然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如某些人分析他们自我克制力和法律知识的欠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和这个群体的长期沉默有关。长期处于沉默的弱势者，一旦爆发，很有可能采取过激方式。

　　公众特别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来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对这个群体的恩赐，而是这个社会能健康运转，社会大多数成员能平安生活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清醒态度。建设和谐的社会必然要求让这一亿左右的人拥有话语权，一个社会一个城市漠视某一部分人的权益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稳定。

　　近在眼前的西单事故让人们再次关注“农民工”，但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关注他们并不是也没有办法去替他们包办一切，劳动者本亦不需要同情。其他人替这个群体呼吁永远代替不了他们自己对权利的诉求。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最应该做的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自我维权的机制，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不要小瞧那些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曾经创造过令城里人刮目相看的辉煌。

　　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法治中国，这个庞大的群体，更应该有自我维权的智慧和能力，也更容易做到和平理智地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