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点燃蓄积的怒火

　　王斌余的怒火在杀人这天一直明明灭灭。

　　一大早吴新国就告诉他，要停他们兄弟俩的灶。王斌余要他结算工资，“他说给你算个啥，你找陈继伟去，说完就去工地了”。

　　今年4月，跟着“大老板”陈继伟打工近两年的王斌余感觉心力交瘁，加上父亲帮村民盖房子被木头压断了腿，急需用钱动手术，就提出不干了，但“吴新国一直拖着不给结算工钱”，王斌余“敢怒不敢言”。

　　吴新国去工地后，王斌余在小店里给陈继伟打电话，陈说自己现在中宁，让他去中宁结算去。“我说不去，陈继伟说‘你看着办’”。

　　“我们能怎么办呢？想了一上午，我们就去惠农区劳动局投诉了。”王斌银说，“我们开始也不知道找谁，里面有个人说他们管不了，要我们找法院。我们就去了，法院说，这种案子很慢的，至少也得要1个多月，建议我们直接找劳动局劳动监察科科长。”

　　兄弟俩重新回到惠农区人事劳动保障局，找到劳动监察科的办公室。“这个人好像官大一点，立即给陈继伟打电话，要他把工钱结清。等了两个小时，吴新国带着吴华来了。”

　　王斌银看到，吴新国给“当官的”散了一支烟，两人还握了手，“也不知道他们以前认不认识”。谈了一会后，“当官的”让兄弟俩先出去一下。约十分钟后，两人再被喊进办公室。

　　“当着他们的面，大队长说5天之内把工钱结算了。吴新国说我和我弟你俩今晚马上搬出宿舍，要住就押1000元现金。大队长对吴新国说:你欠人家的工资，就先让人家住着。吴新国说不行，要住到录像厅住去。”王斌余在口供里说。

　　惠农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兼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宋尚礼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吴新国对王斌余说不让住，我说如果你不让工人住，他们又不想给你干，你必须先给工人支付一部分生活费，将来支付工资时扣除，吴新国也答应了。

　　王斌余提出先给他们三四百元，吴新国答应了。和“当官的”握手告别后，吴新国却只愿意给50元，遭到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陈继伟、吴新国到底欠王斌余兄弟俩多少钱呢？这似乎是笔糊涂账。王斌余在口供里说，欠他和弟弟、两个老乡共4000多元。王斌银则说，加上去年没结清的，有七八千元。与他们同工地的农民工赵艳明说，老板欠王斌余100多个工，合共3500多元，欠王斌银70多个工，合共2000多元。但在9月7日的法庭上，陈继伟只承认欠王斌余66.5个工，被王斥为“不说人话”。

　　晚上回到宿舍，兄弟俩发现门已经锁上了，做饭的阿姨说是被吴新国要去了。28岁的王斌余当着弟弟的面哭了起来:“我在外干了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个下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介绍来的老乡。”春节过后，这两个老乡来到吴新国手下，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分文未得就离开了。王斌银不知道怎么劝，只是说:“哥，你不该来这”。

　　两人去钢厂附近找旅舍，路过彩票销售店时，王斌余进去花4元钱买了两注彩票。在疯狂即将爆发的这晦暗时刻，他对生活还是留存有希望，只是这希望是寄托在机会渺茫的彩票里。

　　两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旅社，便回去继续找吴新国。路上碰见吴新国和吴华、苏志刚骑两辆摩托车经过，王斌余大喊“给我们一点生活费”，可是，“吴新国加大油门跑了”。

　　“那时我就想，今晚一定要把生活费讨过来！”王斌银说。在吴新国出租屋前的敲门，一向比哥哥怯弱的他，比哥哥还要敲得多，敲得猛。但他万没想到的是，哥哥王斌余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怒火，终于将他烧毁了。

　　“看守所比工地好”

　　“你平时一向带刀吗？”警察问。

　　“经常带刀子和匕首之类的东西，主要是自己用和防身用。”王斌余回答。他的辩护律师则称:“打工这么多年他常受人欺侮，带刀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杀人前一个星期，兄弟俩逛到钢厂市场时，看见了一种刻有鸟图案的折叠水果刀，“这种刀以前卖12元一把，现在两把才卖8元，又觉得漂亮，当即买了两把，我的要稍微小些。”王斌银说。

　　当时，王斌余还告诉他，找老板要工钱时，如果被打，还可以用刀防身。

　　王斌余的家在甘肃省甘谷县一个小山村，6岁那年死了娘，此后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邻居尉弄虎(音)大爷说:“这孩子可懂事了，人又老实，做饭、洗衣、干农活，样样都会。”17岁时，他随村里人外出打工，在甘肃、宁夏多处辗转，蹬过三轮车，也干过建筑小工。

　　最早他在甘肃天水建筑工地干活，一天拿7.5元钱，不久，15岁的弟弟王斌银也来工地干活，一天只拿5元钱。兄弟俩都是读完4年级便辍学了。

　　有一次，王斌余在架子上打钢筋时，掉进了7米多深的井里，稀泥巴差点把他淹死，拉上来后大病一场，老板只给他几片感冒药了事。

　　从2003年8月起，他一直随河南包工头陈继伟干活。陈承包了宁夏石嘴山惠农区的一家工厂的保温工程。王斌余和工友们做的主要是给钢管包上岩棉和铁皮。岩棉是一种刺激性的化学材料，工人们只有手套和帽子，没有专门防护服，经常被岩棉扎得浑身起红疙瘩，又疼又痒。后来，王斌余做到了班长，一天工资35元，但只能年终结算，而且还扣除300元质保金和1000多元的伙食费，而本来是说好了包吃住的。

　　工作中，王斌余还与既是技术员也是领工的吴华产生了矛盾。按照王的说法，吴华经常平白无故地拿工人出气，叫他偷工地上的东西，他不干，吴华就骂他、打他。王斌银来工地后，看见过吴华用砖头砸到他哥身上，有一次还踹了他哥几脚，“因为他说哥到老板面前告他的状”。杀人那天在劳动局办公室里，两人又一次争吵起来。

　　王斌银说，他哥从来都是不还手的，一直忍气吞声。王斌余在口供里还诉苦说，他介绍来的老乡都是受不了打骂和工作的辛苦跑掉的。

　　长年打工生活，让王斌余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去年治胃病花了1000多元钱，合同里本来写好了有医疗保险的，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拿到。一名工友砸伤了腿，还得照常干活，最后忍受不了只好回家。即使是这样，王斌余不到坚持不住时绝不想回家。家乡在他的回忆中，全是贫穷和心酸。

　　小时候，王斌余一家人都挤在一口大炕上，近年用打工的钱新起了几间砖房，但现在门窗还没装上去。28岁的他，和26岁的弟弟至今还没有对象，因为娶个媳妇要两三万元，而村里的姑娘都不愿留在本地，或外嫁，或到城里做“小姐”。

　　因为穷，村里很多年轻人到城里打劫，王斌余的四叔当兵回来，实在呆不住，也想出去打劫，被王斌余的父亲痛骂一顿，到40岁他才娶上媳妇。

　　在辩护律师眼里，这是一个自卑而又极渴望得到自尊的羞涩、本分的年轻人，“一旦他觉得你尊重他，他便非常感激”。在看守所里，每天半军事化的生活让他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他甚至觉得在高墙内比打工还要好，因为“不受骂，不挨打，有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