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杀的是自己的工友
王斌余杀人事件经新华社报道后,网上反响热烈。大多数网民显然将王斌余挥刀杀人的犯罪行为“浪漫化和悲壮化”。有人甚至称其为“英雄”,为其赋诗;有人号召拯救王斌余行动,称这是拯救正义;还有人呼吁给他贫困的父亲捐助,都得到了极大响应。
与此同时,关于王斌余该不该判处极刑的讨论,则从法律和社会学角度进行着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其中“激愤杀人”的辩护意见拥护者众,反方也有一定拥趸。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王斌余杀的并不是舆论里备受诟病的包工头,而是和他一起打工的工友和无辜的亲属,虽然他们和包工头走得很近。
“我们家吴华对他们兄弟俩还是不错的”,吴华的父亲吴文熙说,他也是同一块工地上的农民工。“今年春节,王斌余留在工地上看材料,就住在我们家,平时大家也一起打麻将,去年吴华结婚,他还来参加婚礼,给了200元礼金”。吴文熙还说道,有天夜晚王斌余上厕所,腿被玻璃扎伤,吴华接连几天都用摩托车载他去医院换药,有时还借钱给他用。
在弟弟王斌银眼里,虽然吴华、苏志刚有时会打骂哥哥,但有时候也见他们说说笑笑。吴文熙这样解释儿子的行为:吴华是负责工程质量及监督的技术员,做事十分认真,看到工人做错了,要求他们返工,难免有言语冲突,就是对父亲和苏志刚,他有时脾气来了,说话也很冲。
在附近几家小商店的店主眼里,吴华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会说话,很机灵,待人处事都不错,对王斌余“却没啥印象”。
王斌余和吴华之间的纠葛,很难让人断然下结论说谁对谁非,但敏感自尊的王斌余,显然将“老板的红人”吴华看作与自己不同身份甚至和老板同一联盟的人。吴文熙也承认,吴华对老板很是忠心。而从他与陈继伟的手机号码来看,尾数相连也似乎表明了两人的关系确实不同一般。
王斌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吴新国带来的宁夏贺兰县老乡,都帮着他说话,有时还帮着他欺负自己。在王斌余眼里,这个只有十几名工人的工地,已然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盛怒之下,他将刀指向吴华一家。清醒后,他便后悔了。在看守所里,他对吴文熙说:“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全家。”
当地人都认为,吴华一家成了陈继伟和吴新国的替死鬼。从常人理解来说,后者应该感恩戴德,但很快,两家的龌龊出现了。吴文熙气愤地说,吴新国妻子被刺伤出院后就失踪了,手机也换了号码,到他贺兰县城的家里找,也躲着不见。吴华夫妻死后第二天,孩子刚满百天。生病住院、吃奶粉都要钱,给陈继伟打电话,陈说没钱。“一家4口都为他们死了,他们却没上门看望过一次,这可寒了我们的心哪!”
8月11日,吴文熙和亲家母夏学荣将王斌余、陈继伟、吴新国告上法庭,索赔42.93万元。9月7日庭审中,陈继伟矢口否认苏志刚是他的工人。“天哪,苏志刚都跟了他快两年了,就因为没签合同吗?他还欠着我们几个人的工钱没给呢!”吴文熙说,这两个包工头现在是他们家最大的仇家。
带血的欠薪
近1年多来,尽管总理为农妇讨薪催生了各地轰轰烈烈的政府讨薪大行动,以及各种解决欠薪办法,但在一些地方,因欠薪引发的矛盾仍层出不穷。
据宁夏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仅惠农区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发生多起刑事案件,9人在冲突中死亡。1个月前,距王斌余曾所在工地不远的另一个工地上,因总承包商欠包工头工程款,包工头又欠农民工工资,200余名农民工冲进工程项目部,砸坏办公室,打伤多人。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被拖欠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涉及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件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从今年起,惠农区开始在部分建筑企业推行农民工工资卡制度,即由施工企业按月将农民工工资直接打到农民工在银行的工资卡上,但只实行了1个月就偃旗息鼓。
“一个原因是银行没有积极性”,惠农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宋尚礼说,“大多数农民工每到发工资时就去银行把钱取出,银行觉得没有利润,又耗时耗力,干脆就停止了这项业务”。
“另一个原因是包工头没有积极性。本来发放工资通过包工头,他们都会以伙食费、质保金等各种借口截留一部分工钱据为己有,现在利润下降,他们不愿意出面招工人,没有他们,施工单位很难及时招到人,因此影响工程进度。”
惠农区今年起还施行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各按工程总造价的2%向指定银行的专户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才能开工建设。一旦有农民工欠薪,经核实,便从这个专户里付给工资。
但就是这个被很多地方采用、各界看好的政策,对王斌余来说却是个美丽的肥皂泡。当地有关人士的解释是,应该是工程竣工后,如果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动用这个专户。
但王斌余等不到工程竣工这天,他家里急需要钱,他对这个城市已经厌倦,他只想带着弟弟早日回家。现在,弟弟王斌银被刑拘30天后终于回到了家中,哥哥王斌余却在高墙电网里。6月29日,他被一审判处死刑,后提起上诉。他曾想过用死的方式对抗包工头和这个他认为歧视他的世界,现在,他只想活着回家。
9月8日,北京律师武绍智来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拿着王斌余父亲王立定的委托书,他却不能如愿见到这个让外界无数人士牵挂的年青人。法院方面告诉他,此案已有指定律师,相关程序已经结束,不会让他来打这个官司。
武绍智听出了其中隐约的不祥。同一天,王立定也来到看守所,这可能是他们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但他们已说不出更多的话来。见到律师和记者时,王立定却激动起来,从红布兜里掏出一大团皱巴巴的纸,都是状告村干部“欺压百姓,倒卖学校”的材料。这都是8年前他口述,由儿子王斌余写下的。他说村民们信任他,让他利用这个机会找律师和记者帮忙。实际上,他在当地已经为此告了8年的状,却没有任何音讯。
现在,他说他帮不上儿子的忙,只有再帮一次村民的忙了。一只小虫子从枯黄的材料纸里爬出。红布兜里4个烧饼是他的干粮,已发出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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