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取决于日本的年轻一代能否正确认识历史。

　　——本泽二郎《中国的大警告》

　　撰稿／李泽旭（记者）

　　1950年8月，天津的食盐通过香港运抵日本的北九州，成为日本从新中国输入的第一种商品。而促成这第一笔贸易的是中日两国的民间力量。此后的22年间，通过这种被称为“草根交流”的两国非正式往来，逐渐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如今，这种民间的“草根交流”仍显得如此重要。

　　“草根交流”进行时

　　今年63岁的本泽二郎是日本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这“草根交流”中忠实的一员。这位从事政治新闻报道30余年的老记者，曾任职《东京时报》政治部达8年之久。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1984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时，他都曾作为特派记者随行。那时，他对中国有了最初的印象。

　　“对于中国，给我详细介绍的是我的恩师宇都宫德马先生（原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有了详细的了解后，我认识到，日中的友好是亚洲和平和安全的基础，这已经成为我的信念。这个信念使我始终保持着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我非常重视民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完全可以越过政治，所以，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已经到中国76次了。”

　　9月初，当本泽二郎第76次来到中国，并参加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研讨会”的时候，记者在冰城哈尔滨见到了这位老新闻工作者。

　　与本泽的交流都是通过《北京周报》驻东京特派记者贺雪鸿的翻译来完成的。虽然到中国的次数如此惊人，但本泽先生会说的汉语只有“你好”、“谢谢”等几个简单的词汇，他经常为此感到遗憾。

　　本泽告诉记者，他与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同岁，而且曾是同学、好友，但是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使他们分道扬镳。为了使自己对中日间友好交流的积极作用得到持续，本泽毅然辞去了记者工作，离开了被日本右翼势力严重影响的媒体，成为一名自由政治评论家。

　　为了延续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和事业，本泽在长子读中学时就将其送到中国进行友好交流，并学习汉语。直到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次子因脑疾瘫痪，长子才不得不在毕业前一年从北京大学返回日本。

　　虽然家中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本泽的稿费，而且少得可怜，本泽的左翼进步行为使他的稿件已多年不被日本的一二流媒体采用，但是，本泽并没有放弃与中国的友好交流。1995年，中国抗战50周年纪念时，本泽率50人的访问团访问南京。今年春天，他又筹集100万日元，在河北省一处当年曾被日军造成千里无人区的地方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他告诉记者：“我定下的目标是至少到中国100次。我的力量很微薄，但起码我要让中国人真正地了解日本政治。”

　　在日本，与本泽二郎一样主要靠个人进行民间交流的人士并不多。日本友好人士结成了民间友好团体，如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平顶山事件索赔胜诉执行委员会、ＡＢＣ企画委员会、遗弃化学武器事件诉讼支持会等，这些市民团体共有十多个。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每一起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组织声援和募集资金。他们当中大多是普通的日本市民，也有曾经参加过二战的前日本老兵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

　　如今，在日本由250多名律师组成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代理的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已经近30起。在这些诉讼中，被告都是日本政府或著名企业。

　　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记者曾经采访数十位从事中日之间友好交流的日本民间人士，他们将自己所做的努力总结为一个根本的目的：让日本人真正了解那段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正视历史才能正视自己，日本的民族才有希望。

　　今年75岁的三岛静夫是日本民间友好团体ＡＢＣ企画委员会（Ａｔｏｍｉｃ核武器，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生物武器，Ｃｈｅｍｉｃａｌ化学武器）的事务局长，与记者第一次见面是在4年前的日本东京，当时他告诉记者，“企画”在日语里是宣传的意思，他和他所在的团体的主要目的就是向日本人宣讲真实的历史。

　　4年后，我们在中国第二次相见时，记者发现，这位老人虽然因为年岁的关系腿脚已很不方便，但他仍旧没有放弃努力。

　　1974年，当时还在做工会工作的三岛带了一个10人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北京、南京、武汉等地。在此前不久，他接触到了“731”细菌部队、抢虏劳工等日本侵略史实，受到极大的震撼，并坚定了对日本战争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对日本民众宣传的决心。1992年7月，已退休5年的三岛在日本组织了“731部队展全国实行委员会”。在得到哈尔滨平房区的“731”罪证陈列馆提供的史料后，1993年7月，他在东京第一次举办了“731”展览，然后连续8个月在日本全国62个场所展出，吸引了23万人。1999年9月，“731部队展”与另外一个展览“毒瓦斯展”合并，改称ＡＢＣ企画委员会。

　　三岛告诉记者，从1993年到现在的12年间，“731部队展”已经在日本170个地方进行展览，参观者约有48万人，“毒瓦斯展”的参观者也有7万余人。

　　与三岛先生做着同样工作的还有许多日本有良知的教师。

　　出生于1941年的森正孝，在日本国立静冈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静冈的中学任历史教师，现在在日本静冈大学任和平学讲师。

　　1977年，已有10年中学历史教龄的森正孝发现日本教科书上记载的日本侵华的章节有了明显的改动，“侵略”变成了“进入”，虏掠、胁迫大批中国劳工到日本当苦力变成了“劳务输入”，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则只字不提。他感觉到日本国内有人正在有计划地通过教科书篡改历史。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他觉得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是一个正直有良知的教师的职责。从此，森正孝开始了他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真相的漫长之路。

　　1980年，森正孝在日本国内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走访了许多当年的老兵后制作的第一部电影《侵略》上映。“我将这部影片在课堂上播放，学生们很吃惊，影片中反映的侵略史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森正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985年，森正孝开始到中国实地调查，前后15次，足迹遍布沈阳、哈尔滨、抚顺、大连、吉林、天津、上海、南京、浙江等地，之后陆续拍成了《侵略》第2部至第6部，还有《统治台湾50年》、反映中国劳工在日本悲惨遭遇的“望乡之村”以及《血泪铁证》。

　　《侵略》在日本上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购买拷贝450多个，观看者达200多万人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购买了此片。森正孝告诉记者，一位学生看了片子后说：“我非常吃惊，过去一直以为日本人是好样的，《侵略》使我感到莫大的耻辱。”帮助他制作片子的一位画家说：“影片告诉我们的是父辈们的罪行，对于这些暴行如不再加以揭露，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重蹈覆辙。”

　　来自右翼的压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三岛静夫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日之间的这种民间友好往来应该是子子孙孙世代相传的。如果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政治原因把两国交流的通道阻塞了，这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日本国内要实现三岛的愿望，是要顶住很多巨大压力的。

　　成立于1996年4月的日本广岛竹原市毒气岛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在战争期间成为日本毒气生产、制造大本营的大久野岛的历史，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小学老师山内静代女士与任高中教师的丈夫山内正之先生是该研究所的元老，现在分别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和秘书长职务。山内夫妇告诉记者，在日本这样的民间友好团体的费用支出百分之百都是由个人掏腰包分摊的，少则几千日元，多则一两万日元。出国调查以及邀请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演讲、打官司，费用支出都是个人按比例负担或者在社会上募集。但是募集到的资金是极其有限的，“类似毒气岛历史研究所这样旨在揭露过去日本政府痛处的团体，许多人不找你的麻烦已经不错了”。

　　事实上，与缺少基金相比，最大的麻烦是这些民间友好团体如何在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猖狂的情况下进行活动。

　　本泽二郎告诉记者，所有民间友好团体的影响都要靠媒体的宣传来扩大，然而日本的媒体不进行这样的宣传，他们大都热衷于对中国的负面的宣传。“政治上质的变化造成媒体质的变化，媒体影响的国民对中国的看法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本泽曾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组织一个60人的访问团在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时到中国，第二个是促成10位日本政治家到中国。但结果却是，联系到的人当时答应了，后来因为日本的政治空气与舆论空气的转变全都打了退堂鼓。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因为日本媒体的宣传对中国产生恐怖的感觉。三岛静夫前不久来华之前就有朋友告诫：“这时候去中国，你不害怕吗？！”

　　还有更为直接的压力。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南满铁路劳工问题”和“‘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松村高夫告诉记者，他曾经多次接到右翼势力的恐吓电话。ＡＢＣ企画委员会成员山边悠喜子女士曾经是中国东北抗联的小战士，她对那场侵略战争的真实史实更有发言权，在日本的影响力更大。因此，她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恐吓，右翼势力不仅打来恐吓电话，还开着宣传车到她的家中叫嚣，投掷石块，并企图用邮寄的子弹吓退山边的正义行动。

　　谁来继承良知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这些日本友好人士多为年事已高的老人，虽然他们奔走呼号，但是因为没有权势、缺少资金，并且得不到日本主流媒体的支持，实际上起到的宣传效果是很有限的。

　　虽然他们的力量有限，在日本毕竟还有他们的存在，更令人担心的是，当这些老人故去之后，谁将来继承他们的良知？

　　本泽二郎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现在50岁以下的许多日本人几乎不知道或曲解了50年前的侵略历史。如果日本的年轻人能正确认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就可以从岛国劣根性中摆脱出来。左右日本年轻人动向的主要是日本的历史教育，然而，日本的教育工作者一直“疏”于进行这种近代和现代史的教育，这一情况将深刻影响到日本的年轻一代。

　　松村高夫告诉记者，在日本，大学中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的学者很少，大概不超过5位，尤其缺少年轻人。原因之一是这种研究得不到日本文部省的公费奖学金。

　　今年50岁的京都大学教授江田宪治先生也有着同样的困惑：京都大学是日本国立大学排名第二的大学，在给大学一年级的100名学生上课时他讲了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反日游行”的问题，课后留了2000字以下的简单作业。但是，仅有约50名学生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业，而且从作业上反映出的情况看，三分之一的学生支持我的观点，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懂教授说的是什么，三分之一的学生反对我的看法。有的学生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认为是谎言。有10％－20％的学生竟然表示对中国有“反感”。

　　江田教授说，令他困惑的是，他们不喜欢中国，如果有理有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但他们仅仅是感情上的冲动。他们受到日本右翼势力书籍的影响十分严重。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就是，怎样说服这些年轻人去认真了解这段历史。等到我们这一代了解和想了解那段真实历史的人故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又不能正视历史、了解历史，他们如何能担起社会和国家的重任，那时的中日交流如何进行，中日关系将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森正孝在与记者交流时，突然从包里拿出一本日本右翼势力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愤怒地挥舞。“从4年前的第一次发行到今年第二次发行，这本书在日本学校的采用率已经由最初的0．039％上升到了4％，4年10倍，他们最初10％（3万册）目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这个惊人的增长速度不能不让人警惕。”

　　（毕春玲女士友情提供部分日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