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仁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预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主人翁，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北京法源寺》李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