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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