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是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投资的最后期限。但就现状而言，“9·22大限”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青报报道了“内蒙古没有一名公职人员主动撤资”的消息后，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致电该报解释说，他们的整改期限延至10月。延期的不止内蒙古，许多省市的整改工作都另出时间表。河北的清理工作将于9月30日结束，河南的撤资日期延至10月10日，贵州的整治行动持续到10月中旬。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限令”，都突破了国务院规定的最后期限。严肃的国家政令，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可拉可伸的“橡皮筋”。

　　中央权威与地方保护一直以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此次撤资令尴尬中，从隐秘走向了公开，从间接冲突走向了正面交手，从局部走向了整体———冲突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捍卫权威还是放任地方，此时中央已经没有了多少选择。为捍卫自身权威，维护国家政令的尊严，中央该怎么办，拿什么整治地方保护下羽翼丰满的权贵资本？

　　先要弄清楚为何出现这种冲突。显然，是中央与地方不均衡的分权导致了这种乱局。中国的改革史，可谓一部中央与地方博弈分权的历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中央集权，改革计划经济，当然要分权，可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们分权实际上走的是“行政性分权”而非“经济性分权”或“市场取向的分权”，即分权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非社会间进行的。这种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有调动下级政府积极性的作用，但很快暴露出既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又促成“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病。

　　在行政性分权下，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在行政性分权的羽翼下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于是，许多经济体成为寻租活动的大温床———显然，公务员入股煤矿分食利润，是典型的寻租表现，而许多地方不服从中央政令拖延整治，是分权中的地方权力异化使然。

　　找到了“行政性分权”这个症结，那么中央是不是可以通过“收回权力”来对待地方“诸侯”？此路是不通的！因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一条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也就愈高，行政性分权走了这么多年，不少地方在利益中已陷得很深，中央如不顾地方利益感受贸然行事，很可能导致关系的破裂和双输，毕竟，地方发展还得依靠地方政府———笔者认为，这种投鼠忌器的治理困境中，只能通过“伸张民权”的路径来约束“诸侯”过大的权力，从而捍卫中央权威。

　　就以治理煤矿中的官商勾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中央对官商勾结除之而后快，老百姓对官商勾结也是恨之入骨，惟有不少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中央和民众的痛恨，为何不能形成一种约束地方的合力呢？显然，因为老百姓手中的权利资源是相当稀缺的，他们虽然痛恨官商勾结，但这种痛恨，因为权利的贫困，不能转化为一种与中央意志合作的力量。

　　这暴露出改革分权的问题。我们的分权，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很少在中央与社会公众间进行，中央更多的是通过地方政府实现政治管理，而没有充分赋民以权来约束可能异化和膨胀的地方集团利益，这导致的恶果就是：当“诸侯”权力羽翼丰满敢和中央政令叫板的时候，中央虽然知道官商勾结之害，但不知道拿什么来和地方抗衡；公众虽然对官商勾结和权贵资本恨之入骨，但也不知道拿什么去抑制。中央的恨与公众的恨不能连结起来，地方享受到了间离的权力优势。

　　在行政性分权而非市场取向的分权格局中，地方权力既很少受到来自下面的监督，又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央的约束，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拖延国家政令，国家政令也就陷入执行僵局。

　　惟有赋民以权才能打破这种不均衡，实际上就是一种把中央和公众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要让地方“人大”发挥更积极有效的监督职能，使公民与国家之间有了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通过赋权予民，公民获得了一种监督“诸侯”权力的权利，上的传播与下的监督共同运转，才能有效地阻止地方权力的异化。韦伯早就深刻指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通过赋权与民众联合，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

　　赋民以权，约束“诸侯”，这样的话，如果中央发出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投资的最后期限，老百姓的“恨之入骨”也就有了法律框架内的干预途径，中央也才不至于孤掌难鸣，行政性分权导致“诸侯”权力独大的体制僵制才能解锁。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