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问题，也许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典型标志。

　　这其中不断有权商勾结的内幕注释增长与发展的底细，有“宁可丢官决不撤资”的豪言彰明腐败阶层的决心，有赤贫者与豪富者构成的画面展现着社会的分化，最新报道又告诉人们，近年来针对煤老板的绑架诈骗案件屡屡发生，煤老板奢华背后的提心吊胆显示着社会安全的现状（9月26日《新京报》）。

　　煤老板们拥有煤矿，因而拥有进口豪车、顶级豪宅，也因而配备了狼狗、防盗系统和保镖，但仍然未能避免一次又一次被绑票。刑事犯罪总是令人愤恨，而绑架煤老板的犯罪却不然，从这类犯罪报道追问治安形势的人，远远少于追问财富来源与贫富分化的人。不只是煤老板，今天，几乎所有针对“富人”与“贵人”的犯罪，都会引起类似的反应。

　　安全问题因为涉及全社会的人身安全，理应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现在其重要性却在不知不觉中已渐渐下降。在一般人眼中，安全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它因为受害者身份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反应：如果受害者是富人与腐败官员，那么安全问题就几乎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为什么他们不安全”的问题；只有受害者是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安全问题才是一个问题，而且此时它会变成一个关于谁应负安全责任的追问。这种“区别对待”，产生一个恒定的结论：无论如何，应该负责的是富人与一些官员。

　　社会分化不只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而且正在成为人们自我意识的分化，它使每个人开始站队，运用站队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而使人们在心理上不接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已分别化了，有富人与穷人，有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而社会，它有吗，它在哪里呢？

　　对立性的社会思维方式正在形成之中，它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公正性所产生的结果。煤老板因为过多的财富感到安全难保，矿工因为矿难频发仍安全感缺乏，大家都感到人身不安全，但谁能说这是同一种不安全呢？何况相对而言，老板的安全问题只是保镖够不够，而一个工人的不安全又是何其多种多样，除了基本不担心被绑票从而无须雇（当然也无力雇）保镖，他要担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这是巨大的差异，无形的界线分割着社会成员的共识，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发出自己的言论：富人被绑票了，会有人说“活该”；工头被伤害了，不少人会表示同情。劫富济贫的心理在生长，贫富对立的情绪在上升。

　　不断有人在提醒，针对富人的犯罪时常不再引起“民愤”，并不是“仇富心理”在发酵，而反映着“为富者仁不仁”的问题。我确实看到，在一般人心目中，今日的富者（或者还要包含贵者）的产生，往往并非靠让人心悦诚服的奋斗、努力与智慧，而是靠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和不法勾结。富贵的合法性存在着巨大的疑问，使社会的不平之气淤积起来。

　　如果社会的不同群体没有基本的社会共识，没有基本的社会需要，没有基本的共同社会目标，社会不可能和谐。现在，实现社会公正已经受到重视，这自然是正确的选择，但验诸历史，不公平的得益者既已掌握了巨大的“先发优势”，会允许公正的实现吗？这是一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已经有过巨大丧失的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怎么实现呢？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让人感到希望无限，也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刘洪波（湖北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