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科举极盛之时的反思

　　黄国信

　　核心观点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如果排除内化于中国文化的非发散性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黄国信

　　自发明并实际使用以来，进入明清，科举制度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一种制度也可以按照源于生物学的进化论来比照，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便进入了极盛时期，因为1905年它被废止了，所谓极盛必衰、必亡，衰亡之前自然就是“极盛”时期。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

　　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几个表现，一是学校与科举联系在一起，必须经过学校学习才能参与科举考试；二是三级考试系统之外，增加了乡试的预选考试；三是完善了科举考试诸如学额分配、防范作弊等制度细节；四是创立了缓解新进士压力的观政制度；五是创立了从进士中选拔庶吉士以储备高级人才的制度；六是明中叶以后形成朝廷及地方要职均由进士充任的制度。

　　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之处是答题标准和答题形式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确实在以上六个方面都有重要进展。然而，在我们从舆论得到的信息来看，明清科举制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还在于考试作答须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及答题须以八股文为形式两个方面。自明清之交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来，科举制度的成就往往较少为人们所提及，而“明清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一类的说法占据了舆论的主流，而这类说法的依据就在于上述两个方面。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清科举制度的“极盛”，是被一批批思想家定位于答题以八股文为文体和以《四书》、《五经》为标准两个方面的。显然，讨论至此，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原来专门研究者所分析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与一般舆论中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竟有极大不同。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的格式

　　其实，即使就八股文而言，启功先生早就有过相当中肯的评论，他认为明代成化年间定形的八股文只是文体的一种，就像外国的十四行诗一样，既是文体，我们不会强行要求人家的诗不能固定为十四行。对八股文，其实亦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样，考试要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它应该是限制了考生的思想空间，舆论对其诟病，基本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至少是保证考试公平的一个手段。而且，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非仅仅考经义，亦考时务策论。其实，儒家的《四书》、《五经》只是“经”而已，从义理的角度出发，阐发出的实际行政办法，可以多至无穷，策论之灵活，可以考察考生之能力，即由此而来。八股取士，成就了明清时期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我们熟知的海瑞、张居正、宋应星、徐光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林则徐、蔡元培、黄炎培，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作为曾经猛烈地批判科举制度的变法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后来很快就要求恢复科举制度，而亲眼目睹废科举后人才选拔无序状态的革命家孙中山，则更是几乎全面肯定了科举制度的意义。

　　我们反对对待历史问题的悖事实逻辑推理，但本文仍然希望以逻辑推理来结束。笔者认为，如果排除内化于中国文化的非发散性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