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巴老曾病危过一次，今年4月以来身体状况又开始不稳定，这次终于没有挺过去。他的辞世，我感到很悲痛。

　　巴老当然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他总是强调说真话，强调反思，尤其是他晚年在《随想录》谈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其最伟大之处。对我而言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对年轻人的帮助与提携。“文革”之后巴老在《收获》做主编，那一时期很多年轻作家的代表作以及一些风格比较“另类”的作品都在《收获》得以发表，并造成巨大轰动，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

　　在与巴老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写作的执着。一直到90岁他还在写作，而且他从不自己口述，找人代笔，都是亲自写成，甚至晚年运动障碍后，还是坚持手写，他的一生都和写作联系在一起。

　　学者钱谷融：他的作品以真诚打动人

　　听到这个噩耗心里非常难受，巴老的作品与为人都给我很多感动。他人很热情、真诚，他的作品正是以真诚打动人。他一生坚持正义，从不做表面文章，这点令我非常敬仰。我认为巴老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不仅因为他的资历或是长寿，更因为他写出了《家》这样的作品。

　　学者徐中玉：他的勇于更正给我印象很深

　　巴老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家，虽然他去世了，希望世人可以永远把他记在心中，他是一代文学工作者的丰碑，知道永远怀念。在和巴老的交往中，有很多事令我深深感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将巴老翻译的一篇文章编入了《大学语文》，后来又发现另一位译者翻译的与他的译文有出入，所以我将这编译文拿给他看，而他看后竟坦诚地说他的本子又缺陷，还是这位译者更符合原义，让我们把教材中的那篇文章换成另一位作者的译文。他的敬业与勇于更正给我的印象很深。

　　“反右”时我受到了批判，当时已经很少有人和我说话，更不会称我为教授了，而巴金在那时仍冒着风险叫我徐教授，这一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文坛的重大损失

　　尽管巴老活到102岁，但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我仍然很悲痛，他长期卧病对这件事我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情感上还是一时难以接受。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坛的重大损失。我和巴老的交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每年逢年过节以及他外出疗养的时候，我总会去看望他。他见到我一向是问“写些啥子”，总是关心写作本身。有时我也会给他讲当今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或是一些花絮事，他便说“要团结”，担心我把精力放在写作之外。1995年我的《孽债》播出后，巴老表示很喜欢看，还对我说“再写个电视剧来看一下嘛”，这些都是最最珍贵的记忆。

　　《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巴金是文学的代名词

　　我对巴金先生特别崇敬，他是时代的良心。在我看来，巴金是文学的代名词。他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打击，文革后能拿起笔来写随笔，对历史进行思索，用朴素而真实的文字，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都写出来，像他那样真实、坦白、真诚的人很少，一般人也很难做到。我读《随想录》时受到的内心的震撼只有小时在读卢梭的《忏悔录》才经历过。我从二十多年前开始与巴金交往，后来又经常去拜访老人，他还送书给我，对我讲自己年青时经历过的事情。作为晚辈，我觉得巴金没有任何架子，是个非常平和、慈善的老人。

　　作家叶兆言：他始终追求真善美

　　巴金对后来作家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始终坚持写作理想，追求真善美的东西。这是不容易的，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的写作理想都是不断变化的，坚持不变很难。

　　其次巴金的小说是越写越好的。我很奇怪大多数人没有看出这一点。流行的看法是巴金的《家》写得最好，但就我阅读的感受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的小说很明显是越写越好。他的《秋》就比《家》写得好， 而写得最好的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

　　上海作家孙甘露：他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

　　我进上海作协时，巴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长期住院，但我常常可以在作协大院里感受到他的气息。他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对年青人的关心、鼓励、对各种文学样式开放的态度，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对其精神的继承和延续。

　　巴金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纪念妻子萧珊的文章、翻译俄国民粹主义作家赫尔岑的作品《往事与随想》，都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让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加清晰、丰富、完整起来。

　　优秀的作家通常是一个矛盾体、多面体，对他们的完整评价也许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来收获，但巴金既思考自身，也思考自身所处的复杂时代，他在严酷的境遇下为之所经历的心灵煎熬与折磨，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我们以悲悯的情怀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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