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晚报报道】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芾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像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帐。”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

　　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8月13日，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亲人眼里的巴金

　　儿子李小棠：他教会我做人

　　小棠说，自解放以后，父亲从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工资，纵然在任《收获》杂志主编期间，也不领国家一分钱。他向来靠稿费支撑这个家，养育儿女。

　　1968年后，小棠中学毕业去安徽插队落户，由于家庭原因，升学、上调都没有机会，巴金硬着头皮独自到一位老朋友家里，想求人帮忙为儿子找个工作。然而，1个小时坐下来，巴金就是开不了口。

　　小棠知道父亲的脾气，他没有怪罪父亲那出不了口的求托。反之，他从父亲身上领悟了做人的道理。

　　养子马绍弥：他疼我胜亲生

　　父母双亡的马绍弥刚到巴金家时，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在巴老家里生活了整整6年。

　　当时，苏联电影很红火，他看了一部《三个拖拉机手》的苏联电影后，兴奋不已，说要去当拖拉机手。马绍弥说，李伯伯（巴金）听我嚷嚷，还真当一回事，既着急又生气，说小孩子不许胡来，啥也不懂，要好好念书，我要对你爸爸妈妈负责。马绍弥说，这事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他记得十分清楚，巴老就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一直关心他的学习、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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