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滕斌）他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工作者，遭受敌人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屈，没想到在年过八旬安度晚年之际，他又走上了另一个“战场”———为一套房子与亲生儿子对簿公堂。近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彻底执结此案，老英雄李森从执行法官手里拿到了11万元案款。

　　抗战时期出生入死

　　李森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40年冬天，年仅18岁的李森通过其哥哥，结识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地下组织———抗日救国会负责人杜永新。杜介绍他加入了东北抗联。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李森以经营木炭铺为掩护，多次机智勇敢地完成筹集粮食、食盐、为中共北满省委搞地图等特殊任务。1942年2月，由于一名叛徒告密，李森等一批地下工作者被捕。当时，日本鬼子在监狱里多次提审，对李森严刑拷打，甚至灌凉水、辣椒水，但李森什么也不肯说。最后敌人找来叛徒指认，为尽可能保全其他战友，李森承认参加了抗联的工作，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到了自己身上。后来李森被关进日军监狱，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才被释放。

　　为购房和儿子打官司

　　出狱后，李森调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加入解放军。1966年，他转业到地方工作，1971年调到长沙某大学，1984年离休，后回黑龙江省委老干局干休所。

　　2001年初，李森因年事渐高，不太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就申请回长沙安居。经协议，由黑龙江省委老干局出资10万元，单位出资2万元，李森自己出1万元，在长沙购买一套房子给李森居住，产权归其所有。“我当时身在黑龙江，就打电话给在长沙工作的儿子，委托他代办购房的事情。”李森说。不久，儿子给他打来电话，说已在长沙正园动力配件股份公司宿舍买下一套旧房子。2002年10月，李森听说房子已装修好，决定回长沙。此时，他意外地得知，这套房屋的产权证上写的是儿子李某的名字。李森要求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遭到拒绝。两地老干局及学校有关负责人前往做工作，仍然未果。李森一怒之下，将儿子告上了法庭。

　　官司后面的隐情

　　李森说，房子是组织上依照政策出资给他购买的房子，房产权应属他所有，儿子的做法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要求将房子判给自己。否则，请求判令返还全部购房款13万元。让李森感到惊讶的是，儿子李某却不承认自己受托为他购房。儿子答辩称，原告并不能出具委托被告购房、被告接受委托的证据，“你说打电话，你能证明打电话的内容吗？”此外，儿子称，自己并未领取黑龙江省委老干局转来的10万元，此款已转交给生母宁某，这是父亲李森的赠与行为，根据民法规定，赠与成立后不能无故撤销赠与。

　　原来，上世纪80年代，李森与前妻宁某（被告李某的生母）离婚，并另组家庭，李某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母亲宁某与父亲一样，都是南下革命干部，但为了解除父亲在事业上的后顾之忧，为了照顾好子女家庭，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父亲随着职务升迁，思想感情发生变化，弃母而去。1987年以来，父亲待遇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每月收入3000元以上，母亲年迈体弱多病，却只能每月领取从原告工资中扣取的70多元钱，生活极其困难。李某说：父亲曾多次承诺增加给前妻的扶养费，但一直没兑现，“（这10万元钱）可以使痛苦的母亲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抚慰和物质帮助。”“这正是隐藏在这桩父告子官司后面的家庭纠葛。”办案法官说。

　　法院判决一波三折

　　2003年11月，雨花区法院曾审理此案。原房主出具了一张收条，上面加注有“同时将房产证、土地使用证有关证件交给李森同志购房代理人李某同志”，加注文字后有李某的亲笔签名，且有案外人原告单位的李朝阳作为证明人签名。据此，法院认定李森委托李某购房的事实成立。此外，收条还写明“今收到湖南省委老干部局转来黑龙江省委老干局为李森同志购房款10万元”，可以认定李某领取了这10万元，并作为购房款交给了原房主。

　　至于李某辩称该10万元交给了其母宁某，法院认为“李森并未委托其将该款交由宁某”，故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关于原告单位的2万元购房资金，因无直接证据证明李某领取了该笔资金，无法认定。此外，因争议房屋产权已属李某所有，法院因此判决李某向其父李森返还11万元购房款。

　　李某对此判决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因未及时缴纳上诉费，被按自动撤诉处理。2004年初，李某又请求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原审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不久，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2005年3月，雨花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此案。5月，法院判决维持原审判决。判决生效后，李某仍然非常抵触，一直不履行返款义务。应李森的申请，雨花区法院决定强制执行，经过执行人员不懈努力，李某终于在几天前交来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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