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刘万清被日军招去当工人时本来没觉得异常，当偶然看到二三十具惨死日军枪下的劳工尸体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进了狼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和哥哥毅然选择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在“甘河槽伏击战”中，士兵们泪流满面打了胜仗，为被日军残杀的潘家峪乡亲们报了仇。

　　1945年，刘万清带着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内部，在敌人肚子里“作怪”……

　　现已84岁高龄的刘万清老人当年就带领“这支敌人眼皮底下的游击队”，在敌后声东击西地打击日寇，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人物档案

　　刘万清

　　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乡大郑庄；1938年，参加当地地方军；1940年，任“新华总队”通讯员；1941年，任“新华总队”通讯班一班班长；1943年冬，在冀东军区12团军区教导大队学习，同时任第3区队队长；1945年春，从教导大队学习毕业，带领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1947年初，任冀东军区12分区独立团副营长；1952年转业。

　　1937年2月初，唐山火车站。

　　16岁的刘万清和几百个青年被塞进一节又一节的闷罐车里，火车开往黑龙江。拥挤的车厢里令人窒息，刘万清蜷缩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语。这些人当中，他最小。“为了谋生，我是满怀希望上火车的，亲人们被地主打死了，县城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到处抓人，穷人饭也讨不成了。”

　　从虎口逃到了狼窝

　　1933年5月30日，《塘沽协定》签订，冀东沦为敌占区。本来就受地主折磨，没想到又来了日本人，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混乱。在河北省丰润县家乡的一次招工中，刘万清报了名。“当时觉得能挣钱吃饱肚子就行，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是给日本人招工，我的心一下子凉了。”

　　闷罐车开到了牡丹江，经过牡丹江东边一个叫磨刀石的小镇，驶往小镇东边的山里。穿过一个山洞到达山后的原始森林，刘万清和其他劳工在这做工，他们的任务就是炸山、担石头、填洼地、修路基。

　　“我年龄小、没力气，日本人就让我在厨房做饭。每个星期都到磨刀石领些包谷面、黄豆和盐，做饽饽头和包谷面糊糊。”刘万清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

　　然而偶遇触目惊心的一幕，刘万清惊呆了，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从虎口逃进了狼窝。

　　“一天，我下山沟捡树枝，用来烧火做饭，越走越远，走到山底下时，我往东一看，突然发现阳面山沟里黑糊糊一片。我很好奇，就过去看，呀！全是死人，有二三十个，我吓坏了。但又很纳闷，在这偏山僻壤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死人？”刘万清没敢声张。

　　刘万清每个礼拜都要去镇上一次，顺便打探消息。“从一个山东来的卖煎饼的老太太那儿我才知道黑幕。原来那些尸体就是以前修路基的劳工的尸体，夏天修铁路，冬天铁路修不成了，就强行将劳工拉到中苏边境修军事要塞，不去的就地枪决。”

　　刘万清出了一身冷汗，被日军拉到东北修军事要塞的劳工有一百多万，有去无归。“我要逃出去，绝不能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后来在一个山东老太指引下，他选择时机从山中逃了出来。

　　兄弟俩参加八路军

　　1937年秋收后，刘万清启程回乡。他坐火车到山海关，沿着长城边的山地走到家。

　　1938年春，敌占区丰润县自治政府和八路军展开了争夺青年的“大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参加治安军，还是八路军”，刘万清和哥哥面临着选择。

　　“自治政府招收18岁到22岁的青年，成立20个团的治安军，被选上的每月给丰厚的现大洋，家里穷的还给两担包谷，有不少青年为之心动。”与此同时，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也在秘密招兵，一夜之间，各村贴满了大字报，“号召冀东青年在国难当头时，参加抗日。落款署名：总司令高志远、副司令李运昌、政治委员杨玉民。”

　　“我憎恨地主，差点又死在日本人刀下，得知治安军是伪军，专门给日本人做事，我和哥哥决心参加八路军，抗日！”

　　1938年，5月，刘万清和哥哥刘光甲参加了八路军。“参加八路军的老百姓特别多，老的少的都要参加。”

　　新组成的部队，人员特别多，都是工人农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但没武器、没战斗经验，有的甚至连枪都没见过，被日本人扫荡了几次，损失很大，“军部决定让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回家，一部分到冀东军分区受训，另一部分留下来打游击，我和哥哥都留了下来。”

　　刘万清成了一名勤务兵，哥哥刘光甲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我是守土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

　　士兵们含着泪拼杀

　　1941年1月，日本驻唐山部队指挥官召集丰润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滦县、迁安、卢龙、抚宁等县日本军官和伪丰润公署、警备大队、警察所等日伪人员，策划了血洗潘家峪的阴谋。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丰润县城东北30公里处，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群山环抱、溪水长流，盛产龙眼葡萄，非常富裕，是冀东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1941年1月25日（旧历腊月二十八），日军将魔爪伸向了潘家峪。黎明，3000多名日军和2000多名伪军，把潘家峪紧紧包围。太阳刚出来，枪声、砸门声，如狼似虎的吼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全村1300多口人，被赶到村中心的一个西大坑里训话，“你们都到大院去，看场好戏，然后回家过个痛快年。”“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位于村中部，村民们被强行赶到地主家的院子，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灭顶之灾。

　　院子里，日军早就铺好了松枝、浇了煤油，四周围墙上架好了机枪。发现事情不妙，老百姓拼命地往门口涌，但哪儿能躲得过机枪扫射、扔手榴弹，整个院子顿时陷入一片火光之中，无辜的村民就这样葬身火海。

　　此时，刘万清任“新华总队”通讯一班班长，这个20岁的小伙子机智、勇敢，血气方刚。

　　“惨案发生那天，我们在遵化县洪山口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抢老百姓粮食的日本鬼子和伪军，缴获1挺机关枪、40多条步枪、3000多发子弹。得到潘家峪发生惨案的消息，部队连夜赶往潘家峪。部队赶到时，周围村子的老百姓已经将尸体掩埋。地主大院一片血肉模糊，肉泥、鞋、帽子和没有烧完的松枝混在一起，惨不忍睹。用石头堆起来的围墙，被挣扎逃生的老百姓抠出了一个大洞，我和战友们哭了。”

　　“一定要杀死日本鬼子，为潘家峪的乡亲们报仇！”一通讯兵喊道。

　　1942年7月18日，战士们终于等来了机会。“新华总队”改为冀东军分区12团，刘万清任4连2班班长。“事先得到情报，酿造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佐佐木二郎将押送煤炭粮草、服装弹药路过县城以北的甘河槽，我们事先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出现。”

　　当佐佐木二郎带着150名日军和100多名伪军路过甘河槽时，被事先埋伏好的冀东军区12团官兵打得措手不及。

　　“杀———”士兵们泪流满面。

　　“我扣动扳机的速度猛然加快，看到一个个日本鬼子倒在枪下，又想起乡亲们被鬼子残杀时血肉模糊的场面，我哭了。”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12团官兵将包括佐佐木二郎在内的150名日军全部歼灭。

　　那一刻，刘万清长舒了一口气。

　　“日本八路”教我们拼刺刀

　　“江水如海洪又洪，星光闪闪月牙明，夜风吹来深深冷，水面上鬼魂哭声痛，他说他家住在东洋三岛上，爹娘二人都在高堂，幼弟十五妹十二，最可悲新婚三月好梦正长，恨杀人军阀专政乱朝纲……”

　　这是一首日本战俘写的反战歌曲。

　　西安铁路局家属院，今年84岁的刘万清老人看着歌词演唱，声音洪亮悦耳、不减当年，透着悲凉之情。“我恨日本军国主义、恨日本军阀，但日本人民像我们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一样是无辜的，他们也同样仇恨战争，这首《东洋反战之歌》就是一个日本战俘教的。”在刘万清老人的家里，依然保存着当年打日本鬼子夺得的战利品，望远镜、文件包、子弹、军毯。

　　1943年冬，时任“七区队”2连排长的刘万清赴12团军区军政教导大队学习。“有一门课程是拼刺刀，老师却是个日本战俘，我们都没想到，都觉得日本人教八路拼刺刀，这怎么可能？”

　　事实却令刘万清和其他学员佩服。

　　刺刀老师叫明××太郎，“名字我记不清楚了”，是一个被冀东八路军俘虏的战俘，也是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组织的成员。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3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台，和他们紧紧握手。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感召下，产生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太郎老师和教导大队的学员住在一起，虽然语言不通，他们在用心交流。“刺刀课上，他拿着刺刀给我们演示，直刺！前进直刺！防左刺！防右刺！防后刺！”在以后打仗中，东洋拼刺刀派上了用场。

　　教导大队在一个农家小院，太郎老师和刘万清对门，闲时，刘万清经常找他教拼刺刀。“一天晚上，在我房间，教完拼刺刀后，他提出

　　要教我唱歌。说的是日语，我不明白，哼唱了一两句，再比画两下，我懂了，便答应了。唱的是日语歌，我听不懂什么意思，但曲调很悲凉，唱着唱着，我看见了他眼角的泪水。”

　　刘万清知道这是一首反战歌曲，学会哼唱后，他找人将歌词翻译成了汉语。

　　冒险解救“人圈”乡亲

　　1945年2月，教导大队学习结束，刘万清没有回七区队，上级分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深入敌占区内部，在敌人肚子里“作怪”。

　　羊有羊圈，牛有牛圈，在抗日战争年代，日军在长城沿线上千里山区里制造了“人圈”。“人圈”里老百姓的生活惨状，刘万清至今难以忘却。

　　刘万清带了一个新组成的武装工作队，3个步兵班、1个机枪班，50多人，秘密来到关外建昌县一带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牵制关外的敌人不要进关内扫荡；二、破坏敌人的公路通讯交通；三、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四、阻止减缓敌人修“人圈”。

　　“无组织，无政府，又战斗又要做老百姓工作，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刘万清觉得眼前的工作困难重重。

　　虽然工作很难开展，但面对一个被困“人圈”的老百姓的哀求，刘万清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冒险解救了一个“人圈”里的乡亲，60年后，用刘万清的话说，“我和战友们很为难，但还是‘犯了一次错’”，因为攻击敌人不是他们武装工作队的任务。

　　那是在1945年下半年，刘万清带着武装工作队到达关外时，日军制造“人圈”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求救的老百姓。

　　“7月初，我们走在建昌县境内的一个深山里，突然遇见一个30多岁、衣衫褴褛的男子，刚看到我们时，先是吓了一跳，后来得知我们是八路军的部队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说自己是从‘人圈’里出来捡野杏核吃的，求我们救救他们，说着就哭了起来。当时我们没有作战任务，而且身处敌占区内部，最怕的就是暴露目标，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去！”

　　一天晚上，“人圈”里的看守和老百姓都已经入睡。刘万清带着3个步兵班，顺着老百姓指引的路溜了进去，机枪班在外面做掩护，防止发生意外。

　　“事先知道看守的伪军住处，我们走到跟前，往里头仍了二三十个手榴弹，想逼他们交枪投降，可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就将‘人圈’里的保长捉过来喊话，他们终于将门打开了，40个伪军乖乖投降！根据‘人圈’群众的举报，我们将伪保长当场枪毙，然后让俘虏们把枪扛到北山，将他们释放，把枪埋在山里后，我们又立即向南山转移。这是八路军游击战术里声东击西的做法。”

　　尽管“声东击西”，但还是惊动了敌军，敌人开始搜山，面积越来越大，并且一天换一个地方。武装工作队并没有逃过和日军正面冲突。

　　“那天，我们正在山里走着，突然看见山下上来二三十个日本兵，这时候躲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不开枪，等敌人走到跟前用机枪扫射！日军还没缓过神来，就遭到了机枪的扫射，这些日本兵全部被击毙。”

　　已经在山里藏了几天，饥饿难耐，战士们在日本兵的尸体上找到几个饭盒。“饭盒里装的已经不是白米饭，而是秫米干饭。八年侵华战争，遭遇持久抗战，日本在军事上的财政供给已经不行了。”

　　建昌县已经不能停留，武装工作队只好来到辽宁省朝阳县，在当地，他们又解救了两个“人圈”，而此时已经是1945年的8月。

　　“再次回到建昌县时，我们发现城内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打出横幅‘日本人已经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我们也吃了顿秫米干饭、粉条炖肉，八年也没有吃过。”本报记者　刘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