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强
●朱学勤
42万字的《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杰出贡献，是他的创作生涯中断数十年后反思“文革”的血泪之作，在其文学成就上占据特殊地位。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1978年12月1日，年逾古稀的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并写下第一篇《谈〈望乡〉》，从此一直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0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30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历时8年。
纪念巴金，《随想录》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不应过多苛求他们的个人责任
○在缠绵病榻多年后，巴老终于离开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位中国文坛硕果仅存的大师的谢幕，我们应该如何纪念他，如何客观评价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谈巴金艺术成就，我是文学门外汉，不能置喙。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晚年呼吁“说真话”，而且不停留在呼吁上，而是坚持自己说，至少不参与说假话，说空话，自欺欺人。至于巴金这一代老人的思想地位，更多应正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步之初的艰难曲折，既不应过多苛求他们的个人责任，也不应漠视包含这些知识分子在内几代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走过的弯路。
《随想录》是起点，不是高点
○巴金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的主题就是反思“文革”，提倡“说真话”，学术界公认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其中体现的反思及忏悔意识令人钦佩，还有他一直关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建立，可谓了却了一桩心愿。特别是40多万字的《随想录》，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作为当代知识分子良知代表性人物的巴老的真诚与高贵品格。
●《随想录》出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是这一批文化老人刚刚开始反思的一个标志，是起点，不是高点。
《往事与随想》是一个知识分子对那个病态时期的实录。历经苦难之后，赫尔岑把知识分子阵营里面各种复杂、暧昧、交错、重叠都揭示了出来，他提供的历史信息之丰富，不亚于马克思所言“巴尔扎克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他不仅仅写了俄国的知识分子，他还写了19世纪活跃在欧洲各国文明首都的多国知识分子。我们自己经历的百年巨变是超过欧洲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群落的，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100年苦难的精神记录还没有一本超过《往事与随想》。因此，我以为巴金写作《随想录》是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但不应仅仅停留在对《随想录》的赞美上，而应以此为起点往深处开凿。
巴金为什么在暮年竭尽全力要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出来？他在《往事与随想》看到了自己走过的历史，看到了自己在这部历史中的位置。对照两者差距，不必苛求巴金个人，这是两个民族精神发育的差距。尽管在时间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早于巴金《随想录》100年，而我们所经历的要比俄罗斯当年赫尔岑所经过的更为惨痛，但是，知识分子对这个百年惨痛的反思，却落后于赫尔岑的记录。
有勇气正视走过的弯路
○巴金在1998年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只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条信息。巴金那么看重《随想录》这本薄薄的小书，而被推崇为百年经典的早期作品，他却不放在眼里。左翼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了反思，虽是起点，却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思想价值超过早期作品。对巴金最好的纪念，是拨开埋没《随想录》思想起点的鲜花、掌声，从《随想录》出发，把巴金的未尽之言说出来。
○但有学者曾向巴金求证，他早年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始终没有回应。
●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必争议。不光是巴金，连鲁迅都在1930年代自称是“个人的无治主义”，这和巴金等左翼作家信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回事。这就牵涉到五四以后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民主自由有什么差距。这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他们，没有理由以后知之明去苛求前人。我们自己如果生活在80年前的环境中，也可能要重复他们的错，甚至还不及他们。但是，当一个民族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之后，应该有勇气正视此前走过的弯路。
巴金的意义
在不同的时期内，陈丹晨曾经与巴金有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第一次是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陈丹晨和巴老女儿李小林朝夕相伴，相处18天。另一次是在1993年，病中的巴金赴杭州养病，陈丹晨陪在他身边达12天。
李小林称陈丹晨是“爸爸的小朋友”，认为他是近年与巴金相处时间、交谈时间最长的人。难能可贵的是，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和作为巴金研究专家，在与巴金进行谈话时，陈丹晨使用了录音机和笔记本，忠实记录了一个真实的巴金。
“当时我怕他身体不好，每天只聊一个小时左右，是很随便地谈天。这些内容我都整理出来了，有的已经写进我的书里，有的东西还不适宜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丹晨回忆说。
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
记者：一个真实的巴金是什么样的？我们想了解巴老真实的一面，这对了解巴老是很有好处的，会使许多误解得到澄清。
陈丹晨：现在对巴老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总的说来，还是很含糊的。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一些没有经历“ 文革”、1949年以后不在大陆生活的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和体会。这些问题离开了具体的环境就无法解答。巴老的问题也是一样，也有历史环境的因素，一些不懂这个因素的人就不理解。
另外一个是巴老自己的原因，他晚年的思想很多已经体现在《随想录》中。很多人没有看或者没有仔细看这本书。一些人稀里糊涂地去参加研讨会，没有看原著，也能讲上半个小时。他不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写一部“文革 ”通史或者理论著作，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文学家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提出并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如反思文学、自我拷问等。如果一个作家能做好其中一件事已经不简单。
记者：很多人对他的作品评价不高，解放以后，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关于创作的问题吗？
陈丹晨：有。他在杭州谈到：解放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但是没写出来。巴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除了写作，不会做别的。他不写就心里不踏实，因为老开会，写不出东西来。有的作家开会开入迷了也有，他们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也有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成就，混混而已。
巴金对写作是很痴情的。年轻时可以一个人跑到一家偏僻的旅店就着煤油灯用毛笔写作，可以不要稿费，完全是旧式文人的痴情。他的14卷文集有12卷写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则进入创作的停滞期，只有一些散文和应景性文字，有几年甚至是空白的。其实他在解放前就有了构思，想写从家里出来后进入社会这一段，但是他无从下手，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构思。因此他说：1950年代以来我一直想写，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记者：在“文革”结束后像巴金、曹禺都想写小说，但为什么都没写？
陈丹晨：“文革”以后，很多老作家受了很多苦，但是没写出什么东西来。原因很多，一个是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如以前；另一个是老作家不像年轻时那么敢闯，很多禁区不敢进去。也有的写了，像艾芜写了一个长篇，沙汀有一些中篇，但影响不如年轻时候。
巴金曾想以萧珊为题材写一部小说，题目叫《一双美丽的眼睛》。但据他自己说，开头了几千字，不满意，撕了。1980 年代又想写，但他说：不着急，慢慢写，现在写了，又发表不了。他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全都写出来。1960年代他到成都住了三年，成都市长提供很好的环境，他写了很多抗美援朝的小说。他在那时也一直想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他有这个想法，想跟他订合同。他说，等我写好了再给你，订了合同，我怕没办法兑现。后来这就成了一个没有实现的夙愿。
巴金虽然没有写出小说，但有《随想录》，也有点安慰。他对读者的冲击有两次，一次是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一次是八十年代的《随想录》，都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很大影响。但一个问题是，《随想录》是在香港陆续发表的，真正造成影响是在1986年全部写完以后。他的意义在于影响了全民族的反思。
在创作上巴金对自己不满意，说自己没什么成功的辉煌。在校对全集时说：我觉得可以砍掉一半，一半还可以，一半是不怎样的。1993年他曾对我说：我有感情要泻，有话要说，但是生活不能自理，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很苦恼。
在给一个小学生的回信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我今年87岁，今天我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上成功，我就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
不想当官却当了官
记者：说说巴老复出参加那次文代会的情况吧。
陈丹晨：1978年文联恢复活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控诉“四人帮”，并决定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1979年文学艺术界代表召开文代会，同时各界代表也召开会议。
1984年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巴老没参加，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是由我起草的。1978年那次会议没有引起很大影响，我也不太了解，不敢乱说。1979年的会议是在1978年的基础上召开的，谈了很多创作问题，巴老提出了“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在那次讲话中，关于宪法、创作等问题都谈到了，但是大家都很赞同巴老的意见，因此他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记者：很多人对他当官有看法，他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陈丹晨：我个人认为，当官对他没什么好处。他不愿意也不需要这个身份。他健康状态不好，在100岁时还让他当作协主席，老百姓自然有议论，这是很正常的。
巴老在当作协主席时对我说：“我不想当主席，我当个会员就可以。”巴老不愿做官，一个原因是他对写作的那种旧式文人的痴迷，另一个是他年轻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对其有过研究，这在他心里是扎了根的，但他同时又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不至于让他的无政府主义超越道德法律。他的小说中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自我约束是很严格的。
巴老在给别人的信里也说，上海文联的事我完全不管了，只有几个头头来坐坐，只有开会的时候叫我去一下。1983 年他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腿摔伤了，就没去过北京。他当了政协副主席就一直没有去北京开过会。
1984年春天去了东京，日本的井上靖来了三次请他。那年秋天在香港的时候，巴老对我说，明年去一次北京，去与叶圣陶等北京的老朋友告别。之后他就再也没去过北京。后来政协有一次开会，巴老不愿去，那次会议就在上海开了，他倒也不好说什么。
记者：为建“文革”博物馆，巴老上书胡耀邦的事您了解吗？
陈丹晨：不，那次巴老是为了文学馆的事，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不是同时提出的。1978年巴老在香港《大公报》上陆续发表《随想录》，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修建文学馆的事。他一方面有感于“文革”中许多作家珍贵的书籍、文稿、手迹都遗失了；另一方面是1979年他曾到法国、日本，看见两国对汉文化的保护非常得力，深为震撼；尤其是在日本，他看到一座非政府出资修建的近代文学馆，很是羡慕。
回国后巴老就觉得中国也应该有一座文学馆。这种想法后来就写到了文章里。这个建议由作协的孔罗荪传达给茅盾等作家，受到海内外作家的热烈回应。但是修建文学馆需要有房子，而当时房子都是公家的，就这事1983年他跟胡乔木接触过。1981年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并请他吃饭，可能巴老也当面向胡耀邦反映过文学馆的事。但是说他为两馆上书胡耀邦，我没有印象。
记者：巴老主张建“文革”博物馆是基于什么想法？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陈丹晨：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要比建设现代文学馆的建议晚得多，大概是在写《随想录》第四卷的时候。这也涉及到他对“文革”的态度。巴老一直坚持反思“文革”，抓住“文革”不放，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痛定思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步一步地认识“文革”的。最早他认识到“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迫害；随后他又认识到“文革”决不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比如他问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做什么？
同样的思想他后来写过好几篇文章，有人在文章中略微提一笔，表示赞同。有人说，“文革”博物馆应该是文学馆的一部分，搞好文学馆就可以了。巴老自己也没有像筹建文学馆那样马上付诸行动，只是在文章中提到好几次。
□陈思和
●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80年代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本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我们要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光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有责任勉力做去，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一种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
●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导者心态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既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为少数精英们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点一滴，而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
(节选自陈思和《巴金的意义》)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