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台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台独”是由二二八而生，二二八事件所以会使一些台湾人产生背弃中国的“台独”思想，照“台独”的说法，是因为在这个事件中，原来在台湾光复时欢喜庆祝、热烈真诚欢迎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因不满祖国的腐败恶劣统治，起而抗争，结果中国派军对台湾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数万台湾人惨遭屠戮。所以致使台湾人为此感到哀伤惨痛、悲愤莫名，因而失去中国心、丧尽中国情，所以决心斩断与中国的血缘关系，要脱离中国、远离中国而主张台独。
“台独”之所以能够如此宣称，是因为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之后，绝口不提二二八，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成了不可公开谈论的言论禁忌，好象台湾根本没发生过二二八事件这回事。蒋介石何以忌谈二二八，没有人知道，只能揣测他或许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提，或许他是为了全台湾反共一条心，不想提这件大陆人与台湾人相互残杀的事，以免影响团结、有害他的反共大业。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件发生的原因复杂多端的事件，由于忌谈的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就被“台独”夸张渲染，利用为政治的煽动宣传，“台独”不但从表面片面的现象述说二二八，并且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
在“台独”的宣扬下，二二八就成为令台湾人痛澈心髓的事件，诸如“台独”纷纷所发表的哀痛感受：“美丽的台湾岛上，满怀回归祖国热梦的善良岛民，遭遇到来自海峡彼岸国民党政权与无情军队的蹂躏”、“想当年要不是台湾人太天真，那么脑筋想都不想，一厢情愿地被祖国统一，怎么会发生二二八”、“昧于光复与祖国的实质，去迎怀送抱，终导致无端的屈辱和创伤”、“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让台湾民众从拥抱祖国的热情，顿时跌入胸口插刀的惊惶骇异深渊中”、“身为台湾史的研究者，面对二二八历史事件，我常有一股无可言喻的割裂感，刺痛心灵深处，而不知如何诉说心中的感受”等等，等等。
“台独”很明白二二八使台湾人转变国家民族认同上的冲击力，除了大肆宣扬中国在二二八的残暴，并且建立二二八纪念馆，到处耸立二二八纪念碑，定二二八为纪念假日，美其名曰和平宽恕记取教训，骨子里却是要台湾人不断地重温二二八受中国残害的悲情，使二二八的创伤继续淌血，以使台湾人民牢记二二八的仇恨，从中国意识中觉醒出来，走上“台独”之路，并且要世世代代记住二二八，再也不愿作中国人。
事实上二二八死难的人数，即使报导事件发生的当时报纸，也只不过含糊笼统地说是一千至数千而已，而亲身经历二二八，对中国人恨之入骨，着书撰文丑诋中国的林木顺和王育德，也只不过说是“据私人统计”、“据传闻”不下一万人而已。李登辉执政以后开始平反二二八，并且补偿二二八受害人的家属，但是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因此真正的死难人数至多不会超过一千人，然而“台独”有意漠视这项事实，“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杀人竞赛”、“惨绝人寰”、“holocaust”，到现在仍然是“台独”对二二八惯用的形容词，意图继续混淆视听和愚民洗脑。
的确在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人欢喜庆祝，热烈兴奋地欢迎回归祖国，那种令人心神撼动、真诚狂热的场面，不仅欢迎的台湾人激动泪流，就是接收人员的心血也为之沸腾，热泪盈眶难以自禁。这批最早来台的接收人员提及台湾光复，总是再三向人重申当年台湾人如痴如狂的爱国表现，总是挺出一幅见证人的态度，为当时台湾人真诚爱国的热忱现身说法。
然而光复之后仅短短一年半，台湾就爆发了视大陆同胞如寇仇的二二八事变，仅仅一年半，台湾人的心理反差竟是如此之大，从把中国同胞视如亲人到视如仇人，整个事态的发展令人震惊错愕难以置信。这当中最合情理的解释，就是中国政府、中国人必定是太腐败、太恶劣、太卑鄙了，才会引起台湾人如此大的民愤。否则凭当时共产党人的宣传，少数一些日化台奸的唆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民变？“台独”更是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宣扬中国政府是多么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大陆军民是多么胡作非为、欺压台湾人，才会在短短的一年半，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深入观察史实，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统治，又在皇民化的高潮之时，遽然在一夕之间回归中国，台湾人在民族认同上，实在是呈现着复杂矛盾的多面性。从最初许多台湾人不愿归顺日本，以鲜血和头颅写下的抗日史诗，到民族认同上傍徨无主，胡太明心态的“亚细亚孤儿”，再到宣扬皇民炼成的小说“道”，正说明了经历日本五十年统治之后，台湾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认同上，有着三种回然不同的层次。台湾的光复，正是台湾老年人欢庆回归故国，和中年人心灵傍徨的大解放，这两代人心中的欢喜庆悦可以想见，光复时到处所见的感人场面，就是他们由衷的内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尽然了，有的竟然为日本的战败而饮泣，甚至还有自杀以示效忠的。不过就常情而论，这些青年人的心态也是自然的现象，台湾的光复使得这些青年在国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间倒转过来，他们如何能够立时接受和适应过来？
在光复之时的台湾青年，是在日本统治完全稳固之后成长的一代，并未亲身体验日本统治初期残酷的一面，他们是在单方面受日本教育灌输和洗脑的时代环境下长大，日本的强盛进步和中国的衰乱落后更是眼前的事实，自然也就形成这些青少年崇日轻华的价值观。二战前期日本在各地战场节节胜利，国威如日中天，如何不使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灵感到仰慕和响往？加上此时日本积极推行的同化政策，也就是“皇民化”，如何不会使这些青少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国雄霸天下的美梦中，而热衷“皇民炼成”？他们竞相崇拜日本，醉心于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现，记载在当时的文册书报上彰彰明甚，可以说这些青少年在光复回归中国之前，在心灵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早已经历过一番“脱华入日”的历炼，浴火重生为“优秀的日本人”了。
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地位，在受到皇民化影响的台湾青少年心中丝毫未减，当他们必须回归比日本落后，而且陌生疏离的中国时，这些皇民青少年的心情必然是矛盾的，即使他们接受，甚至也欢庆光复，但是光复后的现实与他们回归祖国理想和憧憬发生冲突之后，他们的爱国心就如五分钟热度般地消失了。当然不能说光复时的台湾青年都是日本教育的盲从者，但从总体而言，可说情形大致是如此了。
谁能够完全抛弃成长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总是会在心理上产生作用的。光复时的台湾青年，许多才和日本人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刚从战场上回来；许多青年学生不久前还在学校的升降旗典礼上，日日对着太阳旗唱着日本国歌。皇民化在他们心中的影响力，是不可能即时退烧退热的。光复时许多青年在欢迎的码头上，只看到从船上登岸，军容破烂不整的国军，就生出鄙夷之情，爱国心就打了退堂鼓，以后对着语言不通的大陆人，更觉得他们比日本人还像异国人。
吴浊流说，“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复那天就吹走了”，这只是对吴浊流这中年一代以上的台湾人而言，光复初期皇民化其实是在台湾青少年人心中，颇为广泛地隐性蛰伏着，他们对日本的感情甚至还多于对中国的感情。光复后单从海外归来的台籍日军就约有三十万人之多，这些人回台之后许多无业，生活无着满腹牢骚不满现实。并且由于光复后陈仪主政下肆言无忌的言论自由，在当时报上非议政府、贬抑中国颂扬日本的文词笔墨，尤其在日文报上更是屡见不鲜，更使这些青少年旧日思想的余温在心中持续下去。
国民党政府接收之后的不良政治风气，固然是导致二二八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事变发生后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更使得群众心无忌惮，跟风效尤者也随之俞众。另外，事变发生后不久，一些“皇民青年”立刻占领台北电台，号召全省民众响应攻击政府和大陆人的行动，这对不少原本就为日本的战败而难过，甚至是心不甘情不愿回归中国的“皇民青年”来说，电台的广播无疑就像他们期待已久的攻击总动员令，焉得不使这些青年闻风响应共同起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二二八会一下子星火燎原席卷全境，成为全岛四方一致响应的革命风暴了。
事变时“皇民青年”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唯恐后人地起而效尤，有的还穿起过去的旧军服或学生服，自动集结起来攻击政府机构和外省人，他们在全省一致行动的结果，整个情况宛如全民暴动。“昔日的官兵们！今日可以拔出指挥刀了！特攻队的勇士们挺进！奇袭的时候来到了！”、“集中我们的武器！争取时间，夺取他们的武器！全体同胞，一致武装起来！”……诸如此类的宣传，就在各处分发张贴。各地电台整天激烈嚣叫杀气腾腾，煽激鼓动不休，更使得这些青年的情绪亢奋沸腾起来。对他们来说“替天征讨不义之徒，膺惩暴支”的时候又到了，他们高唱日本军歌，舞着武士刀，大骂大陆人为“巴格野鲁”的“支那人”、“清国奴”，并且以日语检验行人，凡是不谙日语者，立即以刀棍毒打追杀。
二二八依照“台独”的说法是“低文化统治高文化所遭到的对抗”、“台湾反抗殖民统治的自治运动传统”，二二八固然是政府的劣政引发民愤，皇民化并非二二八发生的根本因素，然而事态会发展到仇华反华的地步，却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从二二八之前并未见有类似日本时代的抗议请愿运动，显然事前毫无官逼民反的征兆，事变发生之后又泛有工农商等一般民众的参与，可见即使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其严重性也不致于达到仇华反华的地步。再从响应的人几乎都是受日本影响最深的青年军人和学生，而且一开始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大陆人如寇仇，滥打滥杀甚至还遍及无辜的妇孺的情况来看，如何能够排除这些青年深受自幼以来习之有素、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影响这一因素？
日本皇民化对台湾青年的成功，是由于台湾人存在着自身以外的两种民族认同，不像韩国人在民族认同的抉择上，只是自身与日本之间的选择，韩国人认同日本，就是等于抛弃自身的民族尊严和骄傲，自甘低贱地向日本曲膝臣服。而台湾人却有衰乱贫困的祖国作为“唾弃”的对象，自身像是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作出选择，认同日本即是等于去旧迎新、登高远卑，民族尊严和骄傲由是于焉而得。这从日本投降之时，台籍日军感到忧伤难过，韩籍日军则欣喜庆幸的不同心理反应，就可以看的出来。
然而一般台湾人极不愿意照着镜子骂自己，承认台湾人有过这一段认贼作父反噬同类的皇民化丑史，大都是以日本统治带给了台湾“现代化的洗礼”、“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之类的说法，予以掩饰美化。其实从时代的影响来看，台湾青年的皇民化完全是环境所塑造出来的，是自然而必然的现象，谈不上有什么罪过可言。通观世界殖民史，只要统治上了轨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怀柔，就会起着同化作用的效果，更何况是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的皇民化。台湾人岂是个个天生圣贤，独能免俗？况且台湾只是皇民青年那一代接受皇民化，笼统地把台湾人全指为皇民化，那只是以偏概全地侮辱台湾人。
再以汉人被满清征服为例，当初有人宁愿被杀头都不留辫子的，但是在满清统治二百四十年之后，不但有汉人为剪辫子而痛哭一场，并且还有汉人成立保皇党效忠清室。大陆的任何一省人若也经历了台湾的命运，同样也可能会造成皇民化的，并非台湾人有何异於他人之处。但是要就事论事，就不能排除任何相关的事实。承认日本皇民化在台湾青年身上留有后遗症，并不表示二二八是台湾人孽由自作、咎由自取，或是国民政府的腐败残暴可以勾销和容忍，而是使我们更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真正事实，避免走向是非黑白两极化的偏差态度。
二二八时如果中国处于国家太平、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处理二二八的方式或许会比较温和稳健一些，但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局势下，蒋介石已经把台湾的军队抽调到大陆去作战，这时台湾军力空虚，又传来有共产党人介入的“全岛叛乱”，因此紧迫而急率地处理二二八，可说就难免而发生了。国民党的滥捕滥杀、冤及无辜固然是罪恶的作为，但也不能认为这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认为是中国人不把台湾人当作自家人看，用以造主张“台独”的理由。
二二八对台湾人所造成的创伤，只合对于当时心怀故国的中老年人而言，对于那些执迷不悟的皇民余孽来讲，二二八除了仇恨之外，更是回归祖国得来的可贵教训，可以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对此刻骨铭心，藉此肃清心中的汉族意识，理直气壮地不作中国人。这些皇民余孽完全否认皇民化对二二八的影响，他们利用先人抗日的碧血、中上代人欢迎光复的热泪，涂抹洗刷掉自己身上皇民化的痕迹与色彩，把自己与抗日先人和中上代人等同起来，以忠爱祖国、清白无辜的受害形象，把二二八描绘成一幅狼与羔羊的图像，以大肆渲染中国的无情残暴，宣称中国是台湾的灾难之源，当初就是热情无知地欢迎光复，才引进了二二八大屠杀，极力煽动台湾人民对中国的仇恨情绪。
这些皇民余孽，过去在日本教育的洗脑和误导下，不知过去抗日的惨烈事绩，只知把日本的治世盛世与中国的乱世衰世作比较，因而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现在事过境迁，历史的全貌也差不多完整浮现，像李登辉等之流，仍然不知反省和检讨，任由自已陷于感性积累的死结而不知自解，似乎仍在为中断落空的皇民化而难过，为未能达成归顺日本的心愿而抱憾，这就令人失去同情和谅解。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国民党压制思想言论的统治下，社会缺乏客观平衡的报导，使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人，其思想反而陷入个人自主的成见，老一代的台湾人因而固执已见难以转变的原因。
而台独的新生代，则是在对亲长孝爱的盲目下，也跟着专从负面传统的病态现象看中国，视中国文化为古老的尸骸和腐朽的垃圾，从总体根本上否定中国，加上二二八的仇恨，其对中国及中国人深恶痛绝的仇恨心理，尤其是当中的激烈份子，与上一代皇民余孽完全相似。这些激烈份子虽是少数，但是由于激烈，是以积极活跃，所以是主导和推动台独意识的主流力量。
就像日本用皇民化作为刀子，割断了台湾皇民新生代，也就是自小完全受日本教育启蒙长大的那一代青年的中国情结，皇民化遗毒使二二八恶化扩大，造成了省籍之间的仇恨和隔阂，现在“台独”又利用二二八，并且是加以夸张渲染，以使仇恨加深的二二八作为刀子，以割断现今台湾人的中国情结。“台独”并且篡改台湾历史，删除掉台湾先民抗清抗日的唐山祖国意识，否认掉二二八作乱青年的皇民化心理因素，对台湾历史上不断继起的反抗运动和二二八，弃其实质取其表象，炮制出所谓“追求独立自主的台湾主体性”的“台独”史观。除了把这一套“台独”史观以媒体大肆宣扬外，并且堂而皇之地将之作为教科书，以改变台湾人的国民意识，慢慢地使“台独”意识成了台湾的多数意识，到时水到渠成，在民主表决下达到台独建国的目的。
注：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当局制定了强迫台湾人“皇民化”的方针，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其目的在消灭台湾人的汉人意识。用今天“台独”的话说，就是要台湾人“去中国化”，日本皇民化是要消灭台湾的中国语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语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据过去日本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纪录，在日本统治台湾最初八年间，共杀戮了三万数千的土匪，这些所谓的“土匪”，主要都是抗日反日的台湾人。这是一般台湾人鲜少知道、但却从来不被有所谓“反抗殖民的抗暴精神”的“台独”所深究和在乎的事。至少台湾过去惨烈的抗日事绩并非湮没无闻，但“台独”连建一座抗日纪念碑、纪念抗日先人的心意都没有，倒是对死难至多千人的二二八，大肆夸张为数万人，极力向台湾人宣称“中国在二二八杀的人，比日本五十年统治杀的人还多”，在全台各地主要公园建了至少十八座二二八纪念碑。
“亚细亚孤儿”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作家吴浊流所着之小说，主角胡太明一生处于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国家认同的矛盾中，一直受着心灵的煎熬和挣札。吴浊流是皇民新生代的上一代人。
“道”是在一九四三年，台湾人陈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写的一本提倡皇民炼成的小说，为皇民丛书第一本。“道”的主角为追求皇国日本的臣道，不倦不桡的持续修炼，努力克服任何障碍，以求变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说“本岛人在肉体上不能继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国语(日本语)为精神的血液，以国语为教育训练，将心理培养磨练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次大战后，有近百名湾人日本兵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
“巴格野鲁”为日语混蛋之意，“支那人”、“清国奴”为日本人贱称中国人之词，根据我看到的一部叙述二次大战的纪录片，一个日本兵说，“清国奴”意谓禽兽不如。台湾人在日本治下，日本人稍不顺意，即以“清国奴”辱骂台湾人。
所谓“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完全是日本严刑酷法所震慑出来的，日本警察对台湾人动辄当街打耳光、踢屁股，抓到小偷一类不良份子，就予以毒打灌煤油，甚至砍手掌的狠辣手段，焉得不使台湾成为循规蹈矩的清平社会？然而一些台湾人至今对此仍然感念感怀，十分颂赞当年日本的“德政”。
（来源：：《早报网》2004年06月03日 作者：徐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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