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上一年，党的十四大终于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信与荣毅仁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跟这个国家的进步同步，并且是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两会上，还有20多位私营企业老板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上一年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个国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中信公司——荣毅仁表示不再担任董事长，同样面临新的变化。看起来荣毅仁胸有成竹，他的继任者魏鸣一、王军迅速进入角色。庄寿仓描述魏鸣一，“他就任董事长后首次视察香港集团工作，在部门经理的汇报会上，鸣一同志为方便沟通，便用流利的英语简要致词，各部门经理也很自然用英语汇报”。会后，香港同事问庄，“魏先生是共产党员吗？”“当然是！”值得补充的是，毕业于燕京大学，并取得美国布朗大学硕士学位的魏鸣一，是中共十三大中央候补委员。此时的魏鸣一对已渐成航母的中信公司有足够清醒的判断，“中信人尽管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毕竟得先行之利”。
于是，造成中信“夹缝生存”的那个时代，陡变成另外的模样。
在计划与市场纠缠时代而形成的中信生存与成长策略——在国内业务方面保持鲜明的扩张姿态，追求的目标是“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化多功能企业集团”……种种企业战略，面临着真实的挑战。现实的压力是资金缺口的加剧。同时，尽管荣毅仁本人对腐败深恶痛绝，他在构造“中信”时竭力将裙带关系的隐患排除在一个现代企业的门外，但这个一心扩大业务的企业还没有来得及更深刻地思考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而且，专业企业精神和一个传统大型国企弊病的冲突也还是无法避免地存在于“中信”的某些局部。
荣毅仁从董事长一职上卸任，留下一个正发展红火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把这些问题都在1993年很具体地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魏鸣一和王军。
记者◎朱文轶
中信的继任者
作为中央派出的副部级干部，以电子工业部副部长身份进入中信的魏鸣一在中信董事长一职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两年后，他就把位置转交给了王军。从荣毅仁最早酝酿成立投资公司，王军已经是“中信”的一名重要成员。他早期长期负责的“中信”业务部，是事实上后来这个庞大企业集团绝大部分子公司的最初雏形。
“早在公司成立之前，王军同志因为与毅仁同志是邻居，已经是荣家的常客了”，中信集团原常务副总经理庄寿仓回忆他的这位领导、中国开国大将王震之子时说，“王军毕业于哈军工，他曾随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优选法推广小组周游全国各地达两年之久，接触过轻工、重工、石油化工、钢铁、机械、电子、矿山各个领域，又有令人羡慕的记忆力，说起话来口齿虽不流畅，然而娓娓谈来，却也头头是道。”王军乐于挑战，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总是把旅行安排在晚上，下了飞机是白天就可以做事了，他在飞机上比躺在床上要睡得好。”陪王军出差最多的原中信副总经理常振明说，“有次出差去东京，旅馆边有个小店，有烤鸡串，一串大概有四块鸡肉，王总吃了五十几串后，店老板说这里的纪录是六十串，如果你再吃两到三串就破了这个店八十年到一百年的纪录，王总听了后一口气又吃了十几串，超过了这个店的纪录十二串。”
不知道和中信国安长期投资足球产业之间有无关联，王军一直说自己从小喜欢激烈对抗的运动，“小学中学时差不多所有的代表队都有我，可是人撞不到一起的运动我都不参加”。王军还是中国职业高尔夫协会会长。他曾自己说对酒精过敏但很能品酒，他的触觉敏锐到了让人惊奇，据说他随意摸一下衣服，就知道当中的质地比如说棉麻各百分之多少。可他自己对着装和衣服的考究并不过分注重。一名公司管理层人员说，“他总是穿着随意，非重大正式场合，不会穿西服打领带。经常匆匆忙去开个会，里面的衣服露在外面，我们要跟在后面帮着拾掇一下”。
这和他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法国汉学家白吉尔曾在荣毅仁身上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式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据说，荣毅仁创办中信之始，曾着力培训员工的仪表举止，“细致到西服领带的打法、吃西餐时刀叉的位置”。这也许和中信最初承担的使命相一致:一个现代型企业、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荣毅仁对员工的这些要求，王军在继任后并没有刻意坚持和强调。
与前任不同的还有，王军行事低调，的确如庄寿仓所说“从不在语言上”显示出与他执掌的中信集团相匹配的鲜明姿态。王军曾解释他不愿直接接触媒体的原因是“因为我语言表达能力不好，经常词不达意。也许是这个原因，人家喜欢围着我，我就远离一点”。从接手中信开始，他领导着中国最大型的国有企业之一。这家公司已经拥有超过千亿的总资产，固定资产超过800亿。他们有外资的政策倾斜和国有资产的优势身份，还继续保持着中国大陆最大的跨国中资机构的地位，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甚至在90年代开始发射并拥有三颗卫星的经营权。
王军的1993
在1993年3月底中信公司第11届董事会上，新当选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宣布，他将不再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职务。荣毅仁说:“这次人代会选举我为国家副主席，不论从国家制度或国际习惯，我都不宜继续担任中信公司的工作。”出席那次董事会的27名董事和7名董事派的代表中有荣未来的继任者:魏鸣一和王军。荣毅仁拒绝了让他在中信保留名誉董事长的建议。
1993年，“中信”还帮助了正在全力申办2000年奥委会的北京奥组委，提供申奥活动全程的贵宾用车支持。这支车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是政府会议用车的主要赞助方之一。“中信联汽”总经理何凡说，1990年的北京“亚行会议”，台湾代表团团长郭婉容看到人民大会堂门口的中信车队很感叹，“没想到大陆有这么好的车”。
“中信联汽”的前身就是一个贵宾车队。它完全是按照荣毅仁的指示成立的，凯迪拉克、奔驰这两种车型也是荣毅仁亲自选定进口的。何凡说，“起初是为了与‘CITIC的象征’——北京国际大厦配套，荣老板是按照国际大公司的架子搭设中信公司，那么中信公司接待客人的用车也理应上档次”。荣毅仁设想中“国际大公司的架子”是个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于一身的“五位一体”。
申奥结束后，北京奥组委官员专门向王军表达了谢意。那时候王军正在为中信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愁。
一名中信集团管理层员工说，王军试图将中信公司的权力更明确地集中起来。因为王军上任时，“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中信跑业务，手里也有两三千万元的资金自主支配权，可以申报项目，开辟子公司，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可行性讨论报告’”。这名员工说，荣毅仁时代的中信一心想把业务做大，并没有想清楚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1993年，“中信”下面的子公司不计其数，“任何一个子公司，和别人合资，别人扩股，我们要保持占股比，也要跟着扩”。全国性的投资过热，加上“中信”持续多年的业务扩张，这个超大型公司在1993遇到了它最紧迫的资金问题。他说，“王军董事长上任的时候，公司总部的账面上只有200万人民币的现金了”。
这一年王军的压力确实非比寻常。200万，意味着中信总公司只能够维持一个半月的工资发放。王军曾表示他的生活是以1993年为界的。1993年以前他吃得饱睡得着，有时间躺下来5分钟就能睡着觉。1993年接任总经理以后，就吃不下，睡不着了。他的睡眠开始依赖安眠药。“大概世界上能够找到的安眠药我都吃过”，王军一次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一年的“中信”说，“1993年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公司膨胀过快，公司的收益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暴露我们的管理能力和涉及这么多行业不相适应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总经理这个层次上，就要考虑公司现在和公司未来。最终像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人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果说靠贷款去发工资呢，这么大一个公司，我作为领导人，就觉得非常没有面子了。”
让王军“不太掉面子的”办法是找效益可能不错的子公司来救这个场。中信常务董事、国安大老板李士林回忆说:“有天我和董事长参加一个活动，活动完了以后董事长把我叫过来说，我得跟你说个事，你要给我准备1500万。我一想可能董事长要上什么项目，1500万还是由国安来做。他说不是项目，是要发工资。我当时以为开玩笑，后来我一看董事长说的是比较认真的，这时候我也想到了很可能是我们公司的现金流出了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回去开了会，马上给准备了1500万。因为董事长当时是兼国安董事长，大概知道我们子公司有多少钱。”
这笔钱后来王军并没有用。他把一些项目装到了中信的上市公司，当年底在公司账面上的正常利润之外多出了十几个亿的利润。王军也开始大力清理非生产性、经营性的子公司，这个过程持续到1996年，总共撤销了600多家公司。对于1993年“中信”的收缩治理，王军总结说办企业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盲目进入我们不熟悉的领域”。
“金德琴案”
金德琴是跨度荣毅仁时代和王军时代的一个人物。是“中信”的一个教训。
1986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香港嘉华银行，65岁的金德琴赴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当年6月，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金出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嘉华银行董事长。
1990年9月11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3000万美元，委托中国银行借给中信公司，作为嘉华银行增资的备用贷款资金，年息4%，10年归还。金德琴拿到钱后并没有按规定存入中信公司的账户，而是直接存入了自己在嘉华银行的私人账户。并且，他只用了其中的2566万美元认购了嘉华银行1991年1月发行的2亿港元的从属债券，扣留了余下的434万美元。在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过程中，国家的贷款1990年12月就到了他的私人账户，而认购从属债券是在1991年1月，期间将近一个月的利息184万港元就留在他的账户上。同时，国家外汇储备3000万美元贷给中信公司的年利率是4%，而他以中信公司的名义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年利率是10%，其中6%的利息差额也被他截留在自己的私人账户上。
从1991年到1995年，嘉华银行先后归还中信公司从属债券本息共3652万美元，金德琴即将这些款项全部转入其私人账户，他仅将其中的本息3502万美元归还国家外汇储备，扣留其中的利息差140万美元，加上期间新产生的利息共计1639万港元滞留给自己。
金德琴一共给嘉华银行造成了60亿元的损失，致使中信嘉华濒临破产。这起中国最早的金融官员案由“中信”自己举报而浮出水面，也是王军自我纠错的一个教材。据说，金德琴当时以为身在香港独立王国，从来不买王军这个新掌门的账，事发后还说，“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
金德琴事发也是荣毅仁始料未及的。尽管荣毅仁在构造“中信”时竭力将裙带关系的隐患排除在一个现代企业的门外，但专业企业精神和一个传统大型国企弊病的冲突也还是无法避免地存在于“中信”的某些局部。
金德琴的继任者、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1998年赴香港嘉华银行任总裁兼CEO时，他仍然发现这个中资银行所表现出的这种显著弊端。蔡重直回忆说:“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中信嘉华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1998年嘉华‘拨备’前的利润（国内银行的‘经营利润’），是6个多亿，如按5级分类法，最少要为不良资产准备近10亿的拨备，这就是要出4个亿的‘红字’了，要亏损了。银行吃的是信誉这碗饭，一家银行由于不良资产吃完了利润，又吃掉了部分资本时，它的信用危机就产生了。银行做到这一步时，在香港已经是头条新闻了。而这个时候嘉华银行的高管还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
银行官员的任命是由组织部门，而蔡重直解聘一位副CEO，要按照市场价格，蔡说，这名副CEO的补偿金高达八位数。
“当时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注资，要求寻找战略投资者，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蔡重直说，“最后银行渡过了那一劫，但现在我常想，如果大股东注了资，能有新的机制吗？如果香港的金管当局亲自‘操刀’，而不是靠改革、靠银行家的创新精神，中信嘉华能起死回生吗？”
金德琴后，中国金融界官员又陆续有一批下马。一名评论人士认为，“中信”这个由邓小平点将的“窗口”给改革开放提供了先行者的经验，也承担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试错的使命。
“一个”中信
很难说，到1996年，中信公司控制过度膨胀阶段性任务结束后，曾经让王军失眠的资金困境得以扭转。那名接受采访的中信管理人员说，“对这么巨大的一个企业，资金永远会是它的难题”。
荣毅仁时代的“中信”，吸引外资是它的第一任务。中信公司原常务董事闵一民说，“中信公司引进外资工作，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二是在海外筹资用于国内建设”，“早期国内在境外的机构比较少，外国公司进来，甚至通常只认识‘中信’，也只认这块牌子。”90年代中期，全国信托投资公司已经超过500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国际市场。“中信”被更多的因素所挑战:首先是在银行支持下一直不为债务所虞的中信开始面临第一轮还债高峰;行业竞争者们让一直以来作为公司利润主要来源的境外利润出现明显下降;当然，小公司的清理虽然完成，但由此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资金缺口却并非一时能够填上。
事实上，几家同样处于扩张热情中的大型国企面临着王军一样的困境。王军上任前一年，“三九”的赵新先仍然坚持在主业继续保持扩张姿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而据测算，这些产业的资金回报率仅约0.1%。
在几年后赵新先试图通过出让企业股份来缓解企业资金困境的同时，长虹的倪润峰也在为同样的烦恼制订了“民营化”计划。而他们的尝试要不为国资委所警惕，要不因为财政部叫停国有股减持未果，要不就遇到管理层收购的政策障碍:政府对企业管理者收购股权的规定正在不断加严。
而在赵新先和倪润峰绞尽脑汁之前，1996年，王军据说做了“在中信惟一一件独断专行的事情”:出让了中信泰富18%的股份。在1997年3月人大换届，荣毅仁即将退任国家副主席之前，1996年12月，北京中信董事长王军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每股33元，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给予以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智健独得，荣的持股上升至18%（3.8亿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北京中信）。记者采访的一名中信员工反映，“当时觉得日子一下子好过了，中层的工资调整了，还有钱盖了职工宿舍”。
王军后来在央视一档《对话》栏目中首次谈及此次出售的过程，他说:“我一个人就做了决定，如果这件事情露点风声，不但做不成，还要承担很大的法律责任，特别是香港上市公司，他们管理层的代表到北京来下了飞机告诉我他们已经到了，我才通知当时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和我们的财务部主任他们三个到我办公室，我说有这么一个决定，现在你们的任务是跟他们谈出让的条款。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谈好了，拿来给我看这些条款。这天是1996年12月26日，我嘱咐他们，我们签字的日期是签到12月31日。之所以签后五天，因为我考虑我们是一个国有企业，如果这么大的资产出让的话，需要很多报批手续，也有可能国家的有关行政领导机构让我们停止这个交易。如果公布了以后却停止交易，这在香港属于非法行为了，在国内你又必须执行政府规定。这样，我说在12月31日下午，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公布一下，等过完年，淡漠一点，反映不会那么强烈了。”
据说这次由王军个人决定的股权出让被国务院点名批评，王军为此被找去谈话。“我们签的时候股价是32元多，33元吧，12月31日，我记得那天的股价可能是三十八九元，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有36亿的流失。特别是到春节以后，股票不知道怎么回事涨到了58元钱，也就是说几百亿的流失。”王军回忆此事说，“当时朱基副总理受委托跟我谈话，谈话的过程中间，他强调了说你认为你有什么错误，我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说你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如果报告了，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的话，会造成股票市场的混乱。他说你是真心地认识到错误？我说我是真心认识到了错误。他说别的你认为有什么？我说别的我没有什么错误。他说那国产资产流失呢？我说我不认为是流失，我认为是保值增值。大概创建泰富的时候，我们只拿了两亿，到了这个时候能够收回来一百亿，而且还保持了在泰富的控股地位。”
这108亿确实让王军和他的中信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王军后来说，如果没有这108亿，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可能会向国家伸手，但是有了这笔钱，我们就没向国家伸手去要钱。
2002年，王军领导下的中信经历了荣毅仁创立以来力度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改组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的控股公司。王军成为金融业的“混业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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