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荣氏家族二、三代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与荣智健又使这个绝无仅有的“荣氏神话”绵延至今。
记者◎李菁
神秘的荣公子
即便连续三年被热衷于研究中国富豪的英国人胡润抬上“中国最强势富豪”的位置上，荣智健依然保持他一贯的低调作风，抵住无数或好奇或窥探的目光，只在被记者“逮”住迫不得已时，才冷言回答，“很排斥类似财富排名这样恶俗的炒作”，“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是这位身价被估85亿人民币的荣家公子对外界一切喧嚣的一句最简单的回应。
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荣智健的身份都显特殊。在内地人眼里，荣智健的行为及派头更像是一位地道的港商，虽然他被胡润纳入内地富豪评选范畴。即便在荣智健所属的中信集团总部，也极少有人有接触、甚至目睹荣公子的幸运。对北京总部的中信集团员工来说，反倒是被他们亲切地称为“荣老板”的父亲荣毅仁更熟悉些。
“中信香港这一块是董事长（王军）直接过问的，具体内情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可以这样说，中信香港的业务一直得到北京总部不遗余力的支持。”中信一位高层人士说。荣智健很少出现在中信，中信的董事会他也“从来不参加”，这位高层人士说，就他这个层面而言，每年与香港方面的交道，也只不过是中信集团在每年年底出年报前，向香港方面要求提供的一些数字。
在香港人眼里，身份为“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荣智健又多多少少地带有些内地背景。“虽然他的语言、他的穿着都很港化，但因为中信这层色彩，香港人觉得他是红筹股的代表，不会把他当成像李嘉诚或郭鹤年一样的本地富翁。”香港一家报纸的资深财经记者蒋美虹说。
试图用内地或香港来界定荣智健的底色或许并不明智，“荣毅仁独子”、“荣氏家族第三传人”或许才是对荣智健身份最直接、最恰当的勾勒。“香港人更认同荣家这个家族”，在香港一家中资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佟先生说，荣智健与他所在的“中信泰富”在香港的地位“十分特殊”，“因为荣家当年在大陆的家产和身世也是数一数二的，香港很多商界人士对荣家既尊重又信任”。在佟先生看来，行事低调而稳健的荣智健也很好地继承了家族商业风格，“每次在股东大会出来时，荣智健对中小股东都很客气，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其实很多香港人觉得荣智健更像英国的gentleman，风度翩翩，喜欢养马、赛马，打高尔夫球，生活品位很高，不像是一些暴发户，整天留恋于跟明星打交道。”蒋美虹说，很多人都熟知荣智健显赫的家世背景，他们对低调的荣智健也抱有好感。
荣智健惟一时常高调出现的场合是赛马场。据说，荣智健在1992年在香港因驾驶Acura NSX超速被罚6500港币后，就将兴趣转移到了名马身上。第二年，他斥资百万买了一匹名为“天河”的骏马，不久便晋升为香港赛马会马主。某一次，下错注的荣智健却阴差阳错地赢了一笔3700万的巨额奖金，他后来将这笔钱捐给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这也是荣智健与赛马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
荣智健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有4匹冠军级名马。身为赛马会董事的荣智健被香港谈判马经的报纸尊称为“荣大董”，蒋美虹说，香港的媒体上时常有荣智健喜气洋洋拉着自己头马的照片。巧合的是，就在荣毅仁去世几天前，荣智健买的一匹名为“骄阳”的马，突然暴毙，香港媒体即用“祸不单行”形容荣智健。
仔细观察内地与香港两地媒体对荣家的报道，有趣的一点是，内地媒体更多地将焦点集中于这对父子的前者上，用“荣毅仁的儿子”这样的称号将荣智健固定在了从属地位，而在香港，荣智健似乎比父亲享有更广泛的认知度，不少媒体在报道荣毅仁去世的消息时，颇费笔墨地介绍他是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的父亲。父子两人的名气及影响彼此辉映，或许也在侧面验证了荣氏家族的成功。
父子之间的中信香港
荣智健的身上有两个极具分量的标签:荣毅仁独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如果说前者的分量来自于命运所赐，那么后者，则完全是荣智健凭借个人努力及时机赢来的。
1986年，已是70岁的荣毅仁亲手将中信的大旗插到了香港，而那一年，44岁的荣智健也终于放弃了在香港8年的独自打拼，“中信香港”就成为开创事业的父亲，与决意介入的儿子之间的完美接口，也是后来“荣氏神话”被再度续写的发源地。
中信香港集团董事、曾任荣毅仁秘书的庄寿仓先生回忆，在香港成立分公司的想法是与筹组中信同步进行的。那时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尚未公开，“九七”回归一事还未提到日程，荣毅仁早已敏感地意识到香港这块极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窗口。据庄寿仓回忆，那时，荣毅仁同吴志超、吴光汉、王军和叶选基等几次赴港，与香港新华分社领导商谈。荣毅仁每天都要有五六次的会见，与各界华商名流交谈。“首届董事会聘请的港澳董事李嘉诚、霍英东、马万祺先生和已故的何贤、王宽诚先生，都是那时商定的。”
从形式上讲，1980年2月已确立了“中信香港”的基本模式，但正如庄寿仓所言，中信香港真正在香港有所作为，还是在1986年底、1987年初。“香港一岛之地，华洋杂居，已有百年殖民地历史，但系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故必须有熟悉本地情况、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善于运作的人才主持，才能用好这块金字招牌。”
已在香港摸爬滚打了8年的荣智健成了扛起中信香港业务的最佳人选。受聘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荣智健颇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由他选用人才，第二是授予他相当权力，毋须事事请示。荣智健得到的首拨资金为2.9亿港元。
“荣智健虽然是完全在大陆接受的教育，但他的视野和思路却相当国际化。他在公司成立之初就配备了一个很专业化、国际化的团队，避免了许多经济以外的不必要的干扰，这表明荣智健有相当的头脑和眼光。”香港一家中资机构的高层人员评论。荣智健建立了一个以香港人为主体的公司，这样一来，也自然将不少一心想挤进中信香港的有背景的人拒之门外，一度招致不少非议，直到1995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出面表态才将这些“噪音”压制下去。荣智健周围优秀的团队也被人称道，他的得力助手、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出自名门，为宁波“天一阁”创办人范钦的后代。10月14日，范鸿龄也刚被香港特首曾荫权任命为香港行政会议的八位新成员之一。
收购国泰航空是荣智健的第一次漂亮的出手。香港国泰航空是老牌的英资公司，当荣智健提出收购国泰航空股权时，遭致董事局许多人的反对，因为当时世界航运业普遍低迷，香港航空业也不景气。关键时刻，父亲给了他最坚定的信任和支持。荣智健说:“我们分析了差不多6个月，觉得国泰的盈利前景看好，经营完善，而且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向北京总公司汇报，不到5天就得到批准。”国务院为此也特批了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
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亿港元购入了国泰航空的12.5%的股权。这是中信香港首项大投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投资行动，是很成功的资本运作。除此之外，荣智健在香港和内地投资地产和电厂等项，“到1988年底，这些投资已使中信香港获得3亿港元利润”，这既是荣智健在资本市场的初次上演，也为中信香港日后积累了起步发展的基础。庄寿仓回忆，“鉴于公司收益稳定、信誉良好，嗣后融资已无需担保与抵押”。
当时的香港中资机构尚未涉足公用事业，荣智健又敏锐地把投资重点放在公用事业上，因其“既利于香港安定繁荣，又有盈利价值”。1990年，荣智健先是以5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公司的46.3%的股权，成为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又以100亿港元的高价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这一年，荣智健完成对上市公司泰富发展的收购，从此更名为“中信泰富”。
荣智健对恒昌的收购，也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一宗交易。恒昌企业是多元化大型非上市公司，旗下有7家全资子公司，当时年营业额高达100亿港元，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以中信泰富当时的实力要收购，实在是以小吃大，。尽管遇到内部反对以及现金流压力，荣智健在1991年终于策划成功，联络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香港富豪收购了恒昌97.12%的股权。荣智健以40亿资金收购资产值70多亿港元的企业，原被讥为“蛇吞象”，现在却成了经典。
在这次收购中，荣智健个人也出资5亿购入6%的恒昌股票。当时曾有人指责他以国家的钱财牟取私利，荣智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坦然:“你不能要我不投资，我已协助香港中信公司把资产从2.5亿增加差不多250亿港元（注:1992年），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但我有一条界线:应该是国家的钱，就属于国家，我不赚。”
1994年5月号的Asia,Inc的地区商业杂志评选1993年亚洲“50项最顶级的交易”（The Year’s Top 50 deals）中，中信泰富的三项交易分别名列第1、第32和第46。早在60年代后期，大陆已有几家公司在香港运作，中信香港比这些中资企业进入晚10～15年，但很快成为佼佼者。当时香港商界有人评价，荣智健领导的中信泰富，虽然年轻，但已有与老牌英国的“太古”、“怡和”这样的老牌公司相比的实力。
荣智健的舞台越来越大，他在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用行动告诉别人，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荣氏的血统。连续三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荣智健都始终稳稳地坐在前三甲的位置，从2002年的7.8亿美元，到2003年的8.5亿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亿美元，仅隔两年，财富几乎翻了一番。房地产、运输、金融、电信、基建，荣智健执掌下的中信泰富所涉足的行业无所不包。
历经27年的摸爬滚打，以十几万美元起家的荣智健，也延续了祖辈们的商业帝国之梦，成为继承荣家衣钵、延续荣家商业辉煌的中坚力量。
荣氏家族的 第三代
在进入中信香港之前，荣智健其实已靠8年的打拼，赢得上亿财富。
荣毅仁与夫人杨鉴清育有四女一子。1942年出生于上海的荣智健在兄妹五人中居中。
荣智健是名副其实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荣智健在回忆青少年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那时响应公私合营号召的荣毅仁，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当年一些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那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知名的“荣公子”，那时，他经常开一辆红色的Singer英式敞篷跑车，带朋友兜风，请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
那时的荣家虽然像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遭受冲击，但看得出，荣家尚能相对保持着优越的生活。被媒体广为传播的一个细节是，直到36岁的荣智健去了香港，与荣氏家族的其他亲戚碰面时，他的不少香港亲戚惊讶地发现，荣智健手上仍戴着一块顶级的瑞士手表。
1959年，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后来说。那时的荣智健也显示着他的与众不同之处。荣智健的业余爱好是许多普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棒球，“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荣智健还曾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过全国的比赛。
“我觉得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革’。‘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荣智健回忆，“8年下放，使我懂得了许多深奥的道理，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与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生一样，大学毕业后的荣智健，首先来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一年后，他又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劳动教育。那段日子，这位荣家后代经历了上辈人从未经历过的磨炼，每天和工人一起，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这段磨炼让我读懂了各个阶层的人，也懂得了生活与现实，它教会我不自私、随和、包容……”荣智健在回顾那段岁月时说。1972年，荣智健回到北京，进入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出自宁波慈溪世族的任顺弥结了婚。
1978年6月，携带简单行装和一张入港通行证，荣智健暂时把妻子儿女留在北京的父母家中，自己独自南下香港。荣家在香港留下来一些资产，大都是些纺织厂的股份，这些股份三十年未动，积下数百万财富。这笔钱，被父亲荣毅仁送给荣智健用作启动资金。
荣智健的早期投资也带有鲜明的家族色彩。在此之前，毕业于麻省理工的荣智健的堂兄荣智鑫，通过代理美国烟草已是身家过亿的商人。1978年，荣智鑫与其兄荣智谦合伙开办爱卡（Elcap）电子厂，初到香港的荣智健受邀加盟，最初产品包括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后来转以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为主。“初时，我占股本的三分之一，后来工厂赚了钱，我把个人分到的利润再投资进去，股权增到60%”，至1982年，美国一家公司看中爱卡电子工厂，以1200万美元的不菲价格进行收购，荣智健分得720万美元（约5600万港元），是他当年投资的56倍之多。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1982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公司售出后不久，荣智健便拿出120万美元跟几个原本在IBM工作的美国的工程师合作，在加州合资创办了CADI公司，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我的搭档都是这方面数一数二的人才。业务就由他们负责，我仍在香港经营爱卡”，由于产品新颖，盈利丰厚，不到一年，就吸引美国一家硬件厂商收购了28%的股份。
两年后，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路狂飙，翻了40多倍，荣智健至少获得4800万美元，他的总资产超过了4亿港元。在第三个六年里，从100万到4亿，荣智健财富的增值速度像是搭乘了火箭。“荣智健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家族传承和世交帮衬，但更重要的是依赖自身的财技，依循游戏规则”，有评论这样说。
如今，荣氏家族已经有第五代了，除少数仍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等地。随着荣毅仁的离去，荣氏家族的二代也慢慢从历史舞台中隐去，风头正劲的荣智健已成为荣氏第三代的代表。而今，荣家第四代——荣智健36岁的儿子荣明杰已位列中信泰富10名执行董事之中，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荣智健的女儿荣明方也出现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从中不难看出荣智健对两个子女的有意栽培，也许荣氏家族还要为我们继续演绎持续一个世纪的“荣氏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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