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亚太地区艾滋病特使娜菲斯·萨迪珂博士

　　在联合国亚太地区艾滋病特使娜菲斯·萨迪珂博士的眼里，中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在2003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最高政治领导人，他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更加积极。

　　但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同样面临着挑战。萨迪珂认为，如此巨大的人口，官方并不真正知道感染的数量，而让人们自动检测又是最大的难题。弱势个体与强大的政府之间总是很难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将是中间纽带。

　　记者◎王家耀

　　三联生活周刊:在2003年，中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萨迪珂:我想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我也曾经来过这里，我看到中国的态度更加积极，防治措施更加清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也在国际公开场合谈论这一问题。他们访问艾滋病医院，与艾滋病感染者握手，并与他们合影。这些行动都非常鼓舞人心，有助于消除羞辱与歧视，同时也提高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需要为此而采取行动，中国的应对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深刻。

　　三联生活周刊:正如您所说，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对待艾滋病，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那么，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萨迪珂: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我想，如何减少羞辱与歧视、如何让人们自愿地去检测是最大的挑战。你知道有太多的羞辱与艾滋病相连，如果人们不能确定他们能得到适当的关怀和治疗，或者他们可能会由此丢掉工作，他们就会担心去检测。所以需要找到方法来改变，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挑战。只有你有了自愿的检测和咨询，才可以控制感染。因为在目前，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感染的数量。另外，强制检测只能针对某些人群，事实上，这将会把那些需要检测的人赶入地下。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防治艾滋病工作在亚洲和全球处于什么位置？

　　萨迪珂:在亚洲和全球，总体上，新发感染的数量仍然没有减少。在一些国家，新发感染数量有所下降。在亚洲，如泰国、柬埔寨，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行动，新发感染有所下降。但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仍然在增长。我想，要控制新发感染还需要很多步骤。在全球，非洲是世界上感染最严重的地区，感染数量仍然在增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正在收集和整理新的数据和报告，并在明年做好。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但艾滋病的流行还没有逆转，全球的实际数字还在增加，数字的增长速度可能不如以前那么高，但仍在增长。

　　再回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其感染率很低，如中国，只有0.08%。在印度，一些地方是1%，但总体上只有0.1%。但是在印度艾滋病病毒感染大约500万人，中国有80多万人。当人群中出现了艾滋病，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感染的风险，并有流行的危险。所以你必须尽早采取行动。我想中国的防治工作在人们看来是非常有希望的。什么国家可以逆转艾滋病的流行，防止流行的发生？那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对此病给予全面的重视，并采取所有需要的措施。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显示控制了新发感染数量，那对全球其他国家都是非常好的经验，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

　　三联生活周刊:在防治艾滋病这一问题上，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萨迪珂:政府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他们不仅可以将需要在一起工作的不同部门召集在一起，还可以督促他们力行其职。另外，政府还可以召集其他合作伙伴，如民间团体、社区组织、地方领导和地方组织等。

　　所以，我想，政府的参与是防治工作的核心。所有基础设施是政府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就无法制定和落实项目。当然，政府也应该让其他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否则，就很难改变行为，减少羞辱和歧视。我想说的是，防治艾滋病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这是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的项目。

　　三联生活周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是如何运作的，它如何作用于中国政府，最终作用于一个艾滋病病人？

　　萨迪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是10家联合国机构的联合项目，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禁毒署等。首先要在方法上达成一致，再由联合国专题组与政府在国家层面达成战略合作框架，然后共同确定需要援助的领域。联合国艾滋病项目提供外部援助，并将最佳实践提供给中国政府借鉴，避免任何事情都要从头摸索。在全球层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负责搜集整理全球的最佳实践，筹措资金，并与有关公司谈判降低基本药物费用。以往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些都会有益于每个国家和具体的艾滋病病人。

　　具体的艾滋病病人可以从中受益。很多时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疗免受其他感染，也可以通过诸如营养等生活技能的培训提高生活质量。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存年限几乎可以与普通人一样。如果他(她)需要了解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已有的国际经验可以在国家层面帮助他们。所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可以在很多方面在国家一级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提到，防治艾滋病强调伙伴关系，如何看待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民间组织近年来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萨迪珂:民间组织的作用相当突出。民间组织代表不同的思维，他们来自卫生保健、妇女权益等社会工作领域。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尤其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民间组织可以更好地和一些不易被社会接纳的人群沟通，如性工作者，注射吸毒者，男性行为者（男同性恋者）等。它是项目及其需要者之间的纽带，作用非常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及2005年以后的世界艾滋病运动》文件中称，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艾滋病活动的监督权转交给了民间组织，世界艾滋病运动出现了令人激动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

　　萨迪珂:我不认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监督权转交，或者说是给了非政府组织。这一转变只是将非政府组织在合作伙伴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化了。我曾提过艾滋病预防需要行为改变，消除羞辱和歧视，所以需要社会各部门参与，在一些敏感和困难的领域，如性行为等敏感议题，不能只依靠政府来做。

　　因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根据其经验，建议民间团体应该更积极地参与这些工作。民间团体可以将很多弱势个体面临的问题集中上报，以引起政府重视。很多时候，个人与政府并没有联系。如果民间团体可以担当中介，那防治工作将更加快捷和有效。还有，在很多方面，政府承担着执行的责任，那么监督就需要由其他更独立的组织来承担。所以说不是交权，只是不再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秘书处承担。但这种监督也和政府密切相关，因为执行委员会需要政府的认可。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山西有一个市将艾滋病人集中在一个新建成的僻处乡村的医院进行治疗，您怎么看这种治疗方式？

　　萨迪珂: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如果你将艾滋病病人孤立起来，那对公众所传达的就是他们是不能与其他人群接触的人，这不会帮助消除羞辱与歧视，还会增加普通人群对这种疾病的恐惧。因此，我们建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应该在普通医院接受治疗，医务人员应该了解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艾滋病并不像其他传染病一样传染，因为它只有通过血液交换、性行为（和母婴传播）感染。你与艾滋病病人同坐、同吃，与艾滋病病人一起生活并不会感染艾滋病。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医院，只会增加大众对这种疾病的恐惧。我想国际社会并不建议这么做。

　　三联生活周刊:艾滋病与禽流感同为传染病，防治艾滋病的经验对防治禽流感有什么借鉴价值？

　　萨迪珂:我不能确定都可以利用。禽流感起源于禽类，目前，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它是由被传染的动物传染给人。预防的开始是不同的。禽类和鸟是可以被隔离的。禽类饲养有不同的方式，如封闭的，在俄罗斯，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在开放的场所，就很难控制。国家应该保护好他们的边防，控制感染的鸟类进入他们的国家。如果传染到人，就是不同的形式。所以经验就是及早预防，这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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