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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拨乱反正
乡镇政府的财力匮乏确是现实，自1989年到1993年间，国家建立乡（镇）级财政预算后，乡镇财政入不敷出，县财政会予以少量补助，1994年"分税制"改革完成后，财权上移，县乡政府财源剧减，深陷教育经费不足困境。
此时，国家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要达到4％以上。
1992年后，乘着第二轮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开始驶入快车道。2000年基本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一宏伟目标摆上桌面，但对基层而言，这也是一道紧箍。
自1995年起，基层教育收费风开始愈演愈烈。弱小的乡镇财政无法满足农村义务教育的需求，政府向农民征收教育费用成为常态。
有关部门曾清理过教育收费的名目，除教育附加费、杂费和课本费外，还有赞助费、考试费、补考费、住宿费等；一些重点中小学还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择校费，强制代收保险费等。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估算，上世纪90年代10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00亿元。
而1993年《纲要》规定的4％以上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根据国家公布的资料，实际上在《纲要》公布当年，这一指标比上年还有所下降，此后一直徘徊在2％到3％左右。
在农村，许多学校是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老师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也由农民来分担，但令他们尴尬和无奈的是，他们的孩子，仍然不能顺利就读--许多家庭为供孩子上学，终年生活在贫病之中。
1998年，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风行大陆，为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教育，刻下了一个深切的注脚，片中反映乡村教育的凋敝和老师学生的艰辛，令人嘘唏。
新世纪的努力
2001年1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如期实现"两基"的战略目标。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教育收费和教育公平的论战，不免费的义务教育成为焦点。
此后，中央政府顺应民意，通过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民身上的教育附加费。农民负担开始减轻，但对乡镇政府而言，财政状况也是"雪上加霜"。张玉林说，乡镇财政困境，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无法承受的教育经费。
与张玉林的判断相印证，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发现，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农民自己负担，全部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高达78％，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税费改革后，"乱收费"的新名词迅速进入人们的眼帘。国家发改委多次统计显示，教育乱收费举报，连续数年居价格举报首位。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紧急通知、调查组、举报电话再加上三令五申，一年年治理风暴刮过，效果却有限。
中央制止"乱收费"的行动，最后演变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电视台报道称，8月29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公开场合把乱收费的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对中央部委的相关规定置之不理，连取消教育附加费都在暗中抵制。
对收费"义务教育"的广泛批评浪潮中，制度变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从2001年起，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重心开始从乡镇一级上移到县级政府，教师工资由县财政发放。但积弱已久的县级财政同样无法承受义务教育的重担，相关的改革仍在继续，中央和省市政府，有望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今年3月5日全国人代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及这一政策。
而对义务教育法的重新修订，也成为义务教育向免费回归的重中之重。
按教育部明确的时间表，"十一五"期间实现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从进展来看，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仍在继续--8月份征求意见稿中"不得收取学费、杂费"的条款，到了10月份修订草案中措词是"逐步免收杂费"。
此外，修订草案中对义务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也没有作硬性规定。杨东平教授的看法是，"修订草案比征求意见稿明显有了后退。"
种种迹象显示，虽然人们的心情已迫不及待，但受制于国情，免费义务教育的恩泽，惠及全国的孩子仍需时日。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先行一步。广东在该省1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开始免费义务教育试点，并在2008年秋季推广到全省农村。江苏也酝酿从明年起，在经济薄弱的农村地区进行免费义务教育试点。
苏州是第一个宣布为义务教育全面"埋单"的地区。市委书记在9月8日宣布从2006年秋新学年开始，苏州市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不仅免学费、杂费，教科书费也将全免。
免费义务教育，一场跋涉了100年的路，终点毕竟在望。
（本文采访得到安徽大学张德元教授帮助，谨致谢意；本报郭光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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