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莉

　　黄迪：有没有遇到无法采访的事情？

　　再军：偶尔也有，比如说通常进行不下去第一原因是最初的反映，就是事实的反映，所谓的线索来源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你没有办法再继续，这属于先天不足，线索就不实。

　　黄迪：有没有曾经与当地某些部门势力太大了，无法把这个节目进行下去？

　　再军：这种事情比较少有。因为《焦点访谈》关注的事情，通常是公众事件，公众事件具备另外一个要素就是线索多头，张三不行我招待所李四，李四不行我找王二，正面不行找侧面，总会有突破，但是不会像有一些节目一样比较顺畅，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像挂历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在当地是不是受到了地方势力或者是一些干扰或者是一些阻力，这当时有吗？

　　王惠莉：这倒是不多，但是作为税务部门应该说是扛得很硬，尤其是对这个事情事后否认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你就必须要把他的态度用自己的事实加以印证。证明他是说谎。

　　再军：这种说法的对错我们就要印证，就要用事实比对。

　　黄迪：节目制作中心周期很长吗？

　　王惠莉：前期采访大概是4、5天。

　　再军：4、5天算是正常的。我采访过一个节目，最长时间用了一年，一年持续关注，不是我天天都在那，那是老多年前的事。

　　黄迪：有一个网友你们是不是有独特的优势才能把节目4、5天做完？

　　再军：优势不能说没有，老百姓对我们信任是最大的优势，这种信任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的动力和支撑力，还有可能是对方的压力。因为一说《焦点访谈》，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少观众，意味着什么？所以比如有的时候想隐瞒、躲避、回绝就要迟疑，甚至击垮他的想法。还有独特的采访，像神六费俊龙聂海胜的采访，非常有限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可能是其中一席，经过内部协调，觉得《焦点访谈》去最合适，这是内部资源分配的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名记者，名主持的优势。我们的主持人有几位，其中像敬一丹为代表的《焦点访谈》风格，有一批十几年从业经历的记者，这种记者和主持人也都是我们的优势。

　　黄迪：一个网友说你们主流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再军：责任我觉得在《焦点访谈》十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给《焦点访谈》写了一封信，总理自己就把这封信的核心概括成这个网友所说的“责任”两个字，总理说《焦点访谈》的责任首先应该是对社会问题高度的责任心和持续的关注，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里，简单说就是这样。我看了那个信的原件，三页纸用毛笔非常认真写了一封信。所以说起责任，我觉得捍卫好我们用事实说话这个新闻诉求不放松，好在电视媒体记录手段是实时的，而且是形象的。谁想抵赖，包括我们自己想塞进一点“私货”，比如说是王惠莉说的，我们想变成主持人说的是不能实现的，这是受手段的影响，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电视记者的这种状态也给我们用事实说话提供更直接的可能。

　　黄迪：有网友说《焦点访谈》现在没有以前好看了？

　　王惠莉：我觉得这个问题跟我们刚才所探讨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尖锐了都是同样的意思。刚才再军老师已经分析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倒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媒体成熟之后的力量表现。

　　黄迪：不需要用尖锐的话题。

　　再军：不能完全依赖，访谈也好，我本人也好我不排斥尖锐，我去拥抱尖锐。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能够适度，而不是仅仅自己过瘾。我自己加入《焦点访谈》的一个动力就是我很过瘾，当然有成就感在里面，但是也有一点现在看起来那时候不太正常的心态，就是过瘾，我想说谁就说谁的感觉是有的。而且我当时本人的状态也是很膨胀的，我依托《焦点访谈》我怕谁？所以这样的状态，当时观众跟我们心态是一样的，现在再用这种状态来首先观众不答应，你不客观，不冷静，带自己太多主观的观念进来，这是对观众最大不尊重，也是对事实的不尊重，不能那么操作。

　　王惠莉：作为媒体和从业人员现在达到的这样一种共识，我们更多希望提供理性的东西。

　　黄迪：有网友提他还不够那么成熟，没有这么成熟来观看这个节目。

　　再军：不能责备网友，人们对于好看有自己的要求。我们现在也认为《焦点访谈》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去让它更好看，特别是在做观众认为正面报道的事情，就是正面竖立形象，我们其实非常花力气。最近比较有影响的系列是以“节约”为主题的，节约社会在北京搞了一个展览，因为展览空间很有限，我们要把电视屏幕变成展览平台，把它放大，这是一个系列节目，从收视效果，收视率、占有率，观众的反响和业界的反映都很积极，都很好，这是正面的节目，不存在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还有比较好的收视效果？就是我们找适合现场报道的主持人出场，还有一些生活化的表现，让本来生活化的内容更接近老百姓，这就好了，如果是高举高打，脱离现实，也不考虑生活中间怎么考虑节约的事，这个效果肯定不如现在。王惠莉做过一些正面报道，去年做一个节目叫做一家人和一万亩沙地，他说的是内蒙古的一户人家去防沙治沙的事，对比感很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花了一些心思。

　　王惠莉：其实作为我们节目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我们也尽量向社会需求的方向来做好我们的节目。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事实报道，我们都是在努力把它做得好看。其实尤其是在正面报道更花费更多的心思。

　　黄迪：像两会等等报道起来更难。

　　再军：对，我很同意你的观点，真是很难。又要把理论阐述清楚，又要贴近老百姓。有的时候解释相关概念的时候，稍微通俗化一点就有可能有失准确性，是听懂了，但是它不懂。太严肃是准确了，但是不生动，特别是电视画面太死板。我们还有自己不尽人意的节目，每一个星期《焦点访谈》的节目都要评级，级别不一样收入也不一样，一切都是为了贴近老百姓的收视习惯。

　　黄迪：有没有评不上的？

　　再军：最近一期有，就是九江地震，九江地震也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事，一开始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有重大的影响，其中有一期是说灾后重建这样一个话题，但是节目前方传回来以后，我们普遍感觉节目的鲜活感，那种生动不能反映灾区的感觉，经过再三权衡考虑这个节目就毙掉了。记者在九江不吃不睡几天，还要克服一些困难，但是还是让更精彩的节目上去。

　　黄迪：有网友问王惠莉作为记者在采访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惠莉：比如说挂历这个节目，像这样的节目，首先没有线索，没有线索来源，这样都是做节目的障碍。再就是像有一些被害方，就像我们所说的企业，他们不愿意面对媒体。

　　黄迪：很接近真相的时候，没有人来告诉你。

　　王惠莉：对，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痛苦的事情。这样我们在采访当中都会想尽很多的办法克服这样一些困难，因为你在逐步调查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这个事实是成立的，这个事实确实是存在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印证它，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突破的东西。

　　黄迪：有一位网友问特殊的挂历，敬一丹老师的串词是从哪方面考虑的？

　　王惠莉：头是我们共同来写的，因为她是根据我们的感受，确实在这个地区流传特殊的挂历。但是尾是敬一丹自己写的，她看完整个节目之后，会对这个节目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同于我们的，我们就是慢慢非常理性去认识这个问题，认识权力部门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像敬一丹会代表很多观众感性来看待，结尾词非常感性的。

　　再军：我的评价是她是善于说人话的主持人，现在很多主持人太把自己当成主持人了，弄得太严肃，其实生活中的主持人也不是这样，但是一到那个气场就要端着，敬一丹是善于说人话的主持人。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但是这也有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记者，还有我制片人这个层次上，也没有特别有说人话的能力，有的时候写的本身也很死板。

　　黄迪：因为很理性。

　　再军：非常死板，表达上还是有问题，还是比较老套、不鲜活，甚至非常呆板，有一些就是官样文章，我们自己也很恼火，但是提高起来需要一个过程。

　　黄迪：所以更贴近老百姓，更鲜活就是《焦点访谈》今后的方向吗？

　　再军：应该是方向之一。在选题上我们特别注意这一点，特别注意贴近老百姓的需要，不能是我们几个人感兴趣就行了，老百姓现在想什么，不同阶层现在想什么。说到选题，其实我们应该感谢像挂历的提供者一样有很多人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有专门提供线索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是24小时一刻不停的，实时记录打电话进去的人的情况。

　　王惠莉：央视公众咨询，68579889这是很多观众都知道的，每天在这里有30多个工作人员工作，其中有4个人专门为《焦点访谈》做，其他人员如果不忙也同时接听《焦点访谈》的热线，每天电话量在400至600量，24小时不停，还有其他的渠道，现在来信每天都会有150至250，另外还有电子邮件等等各种信息渠道。

　　再军：还有直接打到办公室，还有给记者写信。

　　王惠莉：这都是我们选题重要的来源，因为有这些观众的支持，我们可能才会有节目。

　　再军：有线索才有节目。还有刚才谈到王惠莉去年参加北航的节目，也是热线打来的。前两天引起比较大的影响脱衣舞的节目，还有前几天播的湖南有一个小煤矿，一个地区的煤矿国家去检查就停，国家一走就开始，舆论监督的节目很多都是直接来自于观众，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多给我们打电话，是有专门人受理，不要觉得你的电话没有人管，或者是没有人接到。

　　王惠莉：同时我们是保护线索提供人的。

　　黄迪：网友对舆论监督特别关心，我问一个问题，现在《焦点访谈》关注很多的问题，但是相当一部分的问题现在都没有被解决，这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这些事情的解决？

　　再军：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样一样的解决，别说《焦点访谈》这样新闻栏目，就是整个国家我们社会发展速度这么快，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我们身边就不胜枚举，包括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要有这样一种感觉，当然是最急迫解决的，优先要给予关注，《焦点访谈》也是如此。你刚才谈到民生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是关乎国家整个大政方针的，国家的变化，就是国计民生要结合在一起，才是访谈比较完整的报道内容。我们希望一个栏目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尽可能代表观众，所以希望观众的问题也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有一些很容易。比如说像挂历这个事情，目前来看解决还算顺利和彻底，过一会儿王惠莉会说一下截止到今天上午的进展。还有一些是很难一下子解决，比如说法制进程的问题，比如说是腐败问题，还有种种社会现象，还有公德。我们前两天播了一个节目是说公德的，这些事情是由来以久的，我们要学会跟时代有相同的步调，超越时代，但是不要落后时代。有一个说法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在推动某一些事情的解决的途中，实际上也在记录着历史，也在承担着历史记录者的责任。

　　黄迪：有一位网友说《焦点访谈》只是针对县乡一级，印象中没有批评过北京，难道北京真的没有问题吗？

　　再军：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们在考虑选题的时候，应该承认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相对来说很多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法制意识要强得多，但是我们对国际怎么说，对国内要有大的把握，这需要从大局来考虑。为什么北京感觉到事情，《焦点访谈》报道得不多，实际上也有，不能说很少。比如说去年2005年北京近郊滑雪场，很多滑雪场同时搞建设，像这样大规模的上滑雪项目，北京又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缺水城市，怎么审批，如何做《焦点访谈》获取事实，报道这个事实。从这样的关注来看，也不是把北京放在真空位置，是不是一定要跟北京过不去，那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还有前几天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高速恶性交通事故，要是维护北京首都形象这样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最好少说，但是那是特别关注的，八达岭高速那一段叫做“死亡之谷”，那么多车到那全部都伤亡，带来的灾害特别大，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工作的一种促动。当然北京有特殊性，北京不像其他的城市，更敏感，更复杂，不能说按照过瘾的方式，那样会影响事情的解决。这反映《焦点访谈》另外一种理念，就是对事不对人。要把整个这种感觉放在更大的层次上考虑。

　　黄迪：就是不管是不是北京的问题，只要是问题就要谈，但是还要考虑到整个的全局问题。

　　再军：国家利益至上。

　　黄迪：《焦点访谈》敢揭露省部级领导人不正之风吗？

　　再军：我曾经揭露过国家最高的官员是程克杰，他曾经担任过国家副委员长，类似这样的案子我们都揭露了很多。

　　黄迪：作为女记者，肯定要比男记者辛苦，危险性也更大，你家人怎么看待，你的家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每次去危险地方采访前，他们都会叮嘱吗？

　　王惠莉：作为女记者我没有感觉到比男的辛苦，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都在从事这个感觉。家人的感觉我觉得他们都习惯了，因为我做这种节目已经做了十年，和再老师也都是一样的，其实也都是习惯了。

　　再军：实际上女记者最大的麻烦就是家庭和孩子对她们的依靠性，比我们要重一些，毕竟是母亲、妻子，这种角色是没有办法替代的。王惠莉的女儿是5岁，要上幼儿园，这对于母亲和孩子交流不是特别好的事，但是这是不得已的，《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所有的记者都是一样的，加夜班太平常了。

　　黄迪：为什么？

　　再军：因为突发事件，比如说最近晚上去采访。都江堰修高速公路隧道爆炸，就是打隧道的过程中瓦斯爆炸，死了40多个人，很重大，连夜赶到，当天采访编辑传送，我们再播出。特别是到新闻事发地，各个方面保障都没有的时候更辛苦，我们女记者和男记者有同样的压力，但是她们还有其他要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