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60多年前，当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欧美国家竟将受尽苦难的犹太难民拒之门外，而在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上海，善良的上海人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3万多名逃难的犹太人。6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告别了人世，当年的犹太少年也已白发苍苍。每每回想起上海，他们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记忆，因为他们曾在这里找回了生命的尊严和希望。

　　60多年前，一位曾亡命上海、名叫杰里·摩西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退休商人回到了他阔别将近60年的家―上海。摩西在上海逗留期间，特别喜欢关注年龄与他相仿的老人。他说：“有些人可能在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儿了。”摩西与他们握手问好。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是他在感谢一度为自己的成功提供过帮助的人。摩西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些陌生老人表达感激之情。摩西认为，这些老人代表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接纳了他。他说：“我爱这些人。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家。”

　　美国《洛杉矶时报》日前以《一位上海犹太人的归来》为题，报道了摩西在阔别上海将近60年后“回家探亲”的感人经历：

　　“阿拉中国人！”

　　在市场附近，高阳路逐渐变宽，与一片高楼大厦相连。在楼群的阴影里，有一幢破败的两层灰色小楼。楼底层是香烟店、美容院和面馆。上面一层是住家，阳台上还晾着衣服。在楼的南面，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南方的退休商人杰里·摩西双手背在身后，眯着眼睛抬头望去。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不太对劲。”他说话时元音拖得很长，带有德语口音。他做了个深呼吸，皱着眉头走过去：“都是新的。我都认不出来了。”

　　摩西最后一次来到高阳路是在1947年。当时，这里名叫兆丰路。二战前期，有1．8万名欧洲犹太难民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来到上海的虹口区，他们就生活在这里。他凝视街道，眉头逐渐舒展，开始点头，然后柔声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我知道就是这儿。”摩西在将近60年里首次重返上海。一个星期后的今天，他找到了自己在流亡中生活的第三个家。

　　举手投足间，他的神气更像是当年那个12岁的少年，而不是重归故里的古稀老人。他说：“我从前总是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小楼的正面只有一扇红色的门。摩西用手轻抚门板，坐在台阶上。他叹了口气：“我得想想。给我点时间。”转眼间，他开始低声哼唱一段旋律。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学会的一首中文歌。我不记得歌词了。我也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这首歌。”不过，有一个字眼非常鲜明，那就是“中国人”。

　　摩西站在那儿，抚摸着小楼的旧砖。从1945年到1947年，他与父母、姐姐和弟弟住在这里。突然，远处走来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摩西用上海方言打招呼：“侬好！”他用一根手指指着自己说：“阿拉中国人！”然后，他指着那幢小楼说：“阿拉犹太人！”意思是“我是中国人，我是犹太人”。

　　推车的男子有点困惑。偏僻小巷里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白皮肤的外国人，还会讲这种难懂的方言。他看看摩西，然后看看我，又看看背着相机的日本女摄影师。“犹太人？”

　　摩西激动地点着头：“犹太人。犹太人。阿拉犹太人！上海犹太人！”

　　他们的嘴里冒出了一连串的普通话、上海话和英语，中间还夹杂着大笑和握手。他们其实并没弄清彼此的意思。不过，没过多一会儿，这个名叫一德（音）的上海男子在翻译的帮助下得知，摩西是著名的上海犹太人当中的一员，他从前就生活在自己居住的小楼里。他邀请摩西走进了他的家。

　　我们走进楼门，置身于一个阴冷潮湿的厅堂中。摩西指着埋头吃面的当地人说：“我们从前就住在这儿。这是一个房间，过去还有玄关。现在是餐馆了！”餐馆后面是一段很陡的楼梯。一德搀着摩西上了楼，走进光线昏暗的房间。一个名叫笑梅（音）的中年妇女扶着摩西的手臂，让他在最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当他开始讲上海话时，她看看一德，格格地笑了。很快，三个人都开怀大笑，像久违的老朋友那样交谈起来。

　　一德说：“犹太人！哈哈！”“犹太人是好人。”　摩西回应道：“中国人！哈哈！”“中国人是好人。”

　　他们都大笑起来。摩西说：“来。”一德照他的话做了。他们彼此拥抱。他要我帮忙翻译：“告诉他们，我很感激。中国人对我们太好了。告诉他们，如果没有中国的庇护，我在劫难逃。”他移开了视线，低声自语道：“上海。”

　　“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家”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摩西俯在上海外白渡桥的栏杆上，隔着黄浦江眺望设计新颖的摩天楼。他穿过苏州河，来到拥挤的虹口区。他回忆说：“我小的时候，江那边什么都没有。”我们面前是工人居住区，到处都是两三层的旧房子。门大敞着，能看到老人一边吸烟一边打牌；妇女坐在台阶上，用红色的塑料盆洗衣服、洗胡萝卜；矮小结实的男子扛着铁锹走过。他说：“我们住在这儿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上海。”他俯向一个正在卖活螃蟹的男子，大声说：“阿拉中国人！犹太人！”他走开时，那个男子摇着头，露出狡猾的微笑。不，你不是。

　　1947年7月，摩西和家人乘坐一艘驶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离开上海。他说：“我记得河水逐渐从棕色变成了蓝色。我的人生其实是从那时开始的。”

　　尽管他生性好动，成年后始终奔波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德国之间，但是，在2005年秋天花三周时间造访上海之前，他始终没有回到过这个在战时庇护过他的地方。即使是现在，在经历了婚姻、离异、抚养子女、经营服装店的种种变故之后，他仍然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他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我想我可能不愿回忆起过去。我不想把自己看作受害者。我是说，我毕竟活下来了。其他大多数德国犹太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他站在街中间，提高了嗓门。“可是，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为什么不回来呢？坐飞机花不了太多时间。”他穿过老旧的虹口区。街上的年轻人摩肩接踵，但摩西更喜欢注意街边的老人。他说：“有些人可能在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儿了。”他与他们握手问好。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是老年人在感谢一度为自己的成功提供过帮助的人。然而，摩西曾是难民，因此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陌生人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代表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接纳了他。他说：“我爱这些人。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家。”

　　“唯一目的地是上海”

　　如同大多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逃往中国东部的犹太人一样，摩西全家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原先生活在布雷斯劳，属于一个人口多达两万的犹太社区。杰里·摩西的父亲马克斯·摩西在犹太人经营的连锁百货公司担任纺织品采购商。他在雇员的节日聚会上认识了弗丽达·科里托夫斯基，并于1932年结婚。杰里出生于1934年，在三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

　　他的童年记忆模糊不清，直到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才逐渐清晰起来。纳粹组织的骚乱毁掉了犹太人的大批店铺、住宅和犹太教会堂。马克斯是遭到监禁的2．5万多名犹太人之一。摩西说，如果不是弗丽达下定决心要解救他，如果不是纳粹德国下定决心要驱逐犹太人，他肯定会死在集中营里。“像许多妻子一样，她想把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有人告诉她，如果我父亲能在48小时之内离开德国，他们就可以放他走。”然而，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接纳逃亡的欧洲犹太人。“我母亲发现，他们不需签证就可以前往的唯一目的地是上海。”

　　在码头区，摩西在一幢刷成白色的两层小楼前停住了脚步。他凭直觉在两天前找到了这幢楼。他说：“我想我父亲1939年刚到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1941年来到上海之后也住在这里。我记得一层住着一个大夫，橱窗的瓶子里存放着胎儿标本。楼上有两套房间，我们住在其中一套。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这里。”

　　1941年初，弗丽达·摩西和孩子还滞留在德国，等待到上海与马克斯会合。纳粹即将开始用灭绝而不是驱逐的手段来解决他们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获得出境许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战事升级，大多数欧洲难民前往上海所走的海路已经被封锁。摩西说：“我妈妈真是个英雄。如果没有她，我们就全完了。”弗丽达铤而走险。她前往布雷斯劳的盖世太保总部，要求要么允许她们出境，要么处死她们。摩西回忆说，指挥官回答道：“就犹太人而言，你可真够勇敢的。”幸亏苏联与德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摩西一家终于乘上了前往海参崴的火车。摩西问：“你能想象吗？这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德国女人从来没有踏出过国门，却带着三个孩子前往中国。”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港口搭乘日本轮船来到了上海。

　　当时，日本即将攻陷上海，大批百姓死于饥饿。摩西回忆说：“街上、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死尸。但是，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他们很同情我们。”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把摩西一家赶出了码头区的住宅。他们搬到了兆丰路，与两对奥地利夫妇合住一个房间。公共厨房要为数百名难民提供伙食。摩西叹着气说：“饥饿。我们总是感到饥饿。”

　　1945年，尽管美军频频轰炸上海，摩西还是上学了。他说：“我记得踢足球的场面。我们能看到空中有黑色的东西从飞机上落下来。没过多久就习惯了。”很快，战争结束，日本人不见了。摩西全家搬到兆丰路的小楼里。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为了找到立足之地，马克斯·摩西一直忙于给各国使馆、领事馆、移民局写信，向远亲请求资助。在寻找和等待的过程中，他们从前的保姆经常来看望他们。此次在上海停留期间，摩西时常提起他家的保姆。他说：“我们乘船去智利的时候，我的保姆站在码头上哭了。”

　　他们是经过一番犹豫才决定前往智利的。摩西说，他们全家本打算前往美国，但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他解释说：“我的父母担心，如果留在上海，我们捱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不过，摩西本人后来还是设法去了美国。他说：“我在1962年独自移民到了美国。”

　　“中国人给了我食物”

　　摩西在长治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笑梅和一德请他去吃点心。60年前，这条大街是犹太人的社区中心，有“小维也纳”之称。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全部是中国人。由于拆迁的缘故，许多带有鲜明欧洲风格的楼房已经变成瓦砾。摩西说：“这没什么。这些楼房毫无意义。住在里面的生活是很难受的。”出租车拐上高阳路，停在了摩西一家1945至1947年居住的小楼前。笑梅正在路边等候。

　　他下车拥抱了她。她的脸上露出笑容，握着他的双手。她带他上了楼，一德正等候在那里。桌上摆放着水果、坚果和糯米藕。笑梅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我们准备了甜食。”不过，他们首先向摩西赠送了礼物，其中包括巧克力和其他小吃。笑梅说：“我们还准备了供你保暖的冬季内衣。”

　　摩西笑着打开礼物，深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朦胧的泪光。一德给他看家里的照片，包括笑梅90岁的母亲。笑梅请他下次来上海时与他们同住。他们解释说，他们的房子也许明年就要拆掉了。笑梅和一德扶他坐在桌边，鼓励他多吃一点。他熟练地拿着筷子夹起了糯米藕。

　　摩西说：“住在虹口的时候，我总觉得饿。中国人自己都吃不饱，却给了我食物。”“如今，我回来了。他们又给我东西吃。”他眼里含着泪望着笑梅。

　　她说：“欢迎你回家来！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