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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繁闹的城区，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一家家小楼“脸贴脸”，不少房子白天也要开灯照明，街道则形同“地道”，卫生极差；楼里住的、“地道”里走的人南腔北调，治安复杂……“城中村”，这个在城市化进程全面加速中产生的后遗症，集中反映了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深层矛盾。“城中村”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创建，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近日，本报记者连续走访北京几个典型的“城中村”，触摸这些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城市“痛点”。
直击城中村
环境脏乱差 安全难保障
虽然地处城区，但居住和生活条件却与城市生活形成巨大反差。目前，“城中村”问题已成为困扰北京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3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附近，这里是北京市今年计划首批整治的城中村项目之一。在一条名为铺陈市的胡同口，记者看到半空悬挂着一个锈迹斑驳的铁皮牌子，上书“旅店”二字。走入胡同深处，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吃惊，与外面街道的现代大相径庭――狭窄的过道、破旧的四合院、简陋的小门脸。让人很难相信这里与繁华的珠市口大街仅有一街之隔。路面虽是石板路，但坑洼不平，垃圾、污水和落满灰尘的杂物堆满冷清的胡同，显出几分凄凉。
记者沿着胡同的小路三转两转来到一条名叫留学路的胡同，这里比铺陈市胡同热闹许多，街边的房屋基本都成了店铺，五金、百货、小餐馆、美发店、菜摊、裁缝铺鳞次栉比。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却身兼经营和住宿两个职责，一边是柜台，一边是床铺，货物在屋里堆的到处都是。为了招揽生意，还有一些蹬着三轮叫卖的游商，使本来就不宽的街道又窄了很多。记者发现，这里最窄的地方仅一米多宽，一辆三轮车就可能造成拥堵。
记者走进一个小院，发现院里基本没有空地，几间低矮的小房挤挤匝匝。记者来到一个小房子里，屋内阴暗潮湿，在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足足住了4个人，床上被褥和衣物乱堆乱放，地上到处是建筑材料和生活杂物。小屋的门口坐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告诉记者，他是安徽来的，屋里住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大家一起租的这个房子。他说，别看院子不大，但几个小房子都住满了人，都是来京打工的。
记者走访了几家房东，发现他们的生活都很悠闲，仅仅依靠租房就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因为这里的房子不愁租不出去。
虽然地处城区，但居住和生活条件却与城市生活形成巨大反差的地区，这些就是如今备受人们关注的“城中村”。从狭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城中村环境脏乱差、人口密度高、公共设施缺损、违法搭建多、建筑质量低劣、安全隐患严重，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和谐现象。
位于北京南三、四环之间的丰台区“马家堡三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在这块被高楼大厦包围的约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私搭乱建的各式建筑。有的楼与楼之间连两辆自行车都无法并排通过，防火通道也被挤占甚至堵死。据马家堡街道办事处主任周庆福介绍，“马家堡三期”有541户，其中绝大部分已“农转居”。由于流动人口多，私搭乱建严重。周庆福介绍，由于楼与楼之间距离很近，一旦发生火灾或水灾，很有可能造成房屋“倒一间、砸一片”和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像“马家堡三期”这样的地区在北京还有很多。记者在宣武区南纬路南巷看到，原本就不宽的胡同被居民搭的煤棚占去了一半，很多人还在自家门前堆放着杂物，现在的胡同仅能容一辆自行车通过，一旦发生火灾或有急症病人，消防车和救护车根本没法进入，后果不堪设想。
据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调查，北京“城中村”存在五大安全隐患：一是火灾等安全隐患突出，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二是治安问题突出；三是市政设施薄弱，卫生条件差而人口密集，极易造成各种疾病的传播；四是无照经营问题严重，对合法、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五是黄赌毒隐患，一些“城中村”的出租屋往往成为一些廉价的性交易场所，同时也是“赌客”和“毒客”的隐藏地。
探访拆迁户
幸福感与经济压力、心理落差并存
“城中村”的消失是艰难而不可逆转的，但采访让我们知道，“城中村”的重建更加艰难，要重建经济、环境、治安和积淀多年的亲情。
“以前这儿到处是低矮的小平房，环境脏乱，现在经过整治变成小花园，也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去处。”60多岁的李大妈目睹了宣武医院周边地区几年来的变化。
李大妈20多年来一直住在市府大楼后面的居民楼里，当时楼下都是低矮破旧的小房，不仅环境脏乱，居民出行也遇到很大的困难。李大妈指着一条宽敞的马路说：“过去这都没有直路，从南到北要绕过当年那些平房，大概有三四个弯路，最大的一个弯路要多走两三分钟。而且道路有宽有窄，上下班的时候汽车和自行车都挤在一起，一堵就是半天。”而现在，记者看到，这里道路通畅，横七竖八的小平房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环境优美的街心花园。
当年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如今生活得怎样呢？在李大妈的介绍下，记者找到了从这里搬走的孙女士一家。孙女士非常高兴地邀请记者去她的新家（位于南三环洋桥一个小区的三室一厅）参观。谈起当年在平房的生活情景，孙女士回忆：“那时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和公公生活在一起，5口人住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小平房里。后来儿子女儿都渐渐大了，住起来很不方便，儿子和爷爷住一起，女儿在外屋搭了个阁楼，每天睡觉只能爬上爬下。”孙女士给记者讲了几个因为住房紧张而留下的小故事。当时孙女士的女儿刚刚谈了一个男朋友，由于房子太小，家里连个正式的座位都没有，一直没法让男方来家里见家长，后来需要见面的时候，只能将地点安排在孩子的大姨家。还有一次，外地的一个亲戚想把孩子送到北京来上学，由于孙女士家房子太小，她只好婉言谢绝，对方当时为此非常生气。
虽然城中村改造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但也有少部分人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以前吃菜在门口抓一把就行，现在做什么都要花钱，而收入却少了房租这一块。”同样从城中村搬入新房的袁大爷高兴之余则有些感叹。袁大爷告诉记者，过去自己住在大栅栏地区，胡同里每家都有自己的门面。袁大爷一家虽没做生意，但将门口不大的一块地方租给了卖菜的一家人。不仅每个月能收取500元的店面费，吃菜也不用花钱，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菜摊上随便拿。
后来，袁大爷所住的地方开始了搬迁改造工程，袁大爷一家也从大栅栏的平房搬到了回龙观的楼房里，用袁大爷的话说，居住条件的确改善了很多，但相应的开销也多了不少，房租的收入也没有了，这让袁大爷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像袁大爷这样以前把收房租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的人，一旦搬到城郊就失去了这部分生活来源，而新房的物业、暖气、天然气等开支无形中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除了经济上的压力，邻里关系淡漠、交通不便也成了困扰城中村搬迁人员的问题。袁大妈告诉记者，以前自己每天都去中山公园，那里有一支老年人组成的合唱团，现在住到这里，周围也没有公园，感觉很不习惯。而以前经常在一起的几个老姐妹，如今也都搬到了不同的地方，只能偶尔通过电话联系一下。在胡同生活的时候，大家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事都有个照应。而现在，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互相走动、彼此帮助了。
各地经验
让“村民”享受城市发展成果
“城中村”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的一个“定时炸弹”。如何解决城中村问题，武汉、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先改制后改造，先试点后全面，协调多方谋求共赢，摸索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鉴于城中村综合改造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武汉和广州在具体操作中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的“两步走”思路，一村一策，稳步推进。针对以前城中村整治中的遗留问题，北京石景山区市政管委会主任徐维功介绍说，石景山区在新规划开发商业楼群时，将所有制土地由政府征用，综合平衡地价后由政府统一规划拆迁。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第一批发商，按较高的地价将开发商需要的好地卖出，将剩余收益用于解决差地的遗留问题。
城中村的大部分居民靠出租房屋过日子，拆迁后他们的生计出现了问题。对此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武汉市对城中村进行改制，组建了村股份制企业，优先安排原村民就业；对暂时无法就业的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并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广州市也在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广州市的上窖村除了旧村拆迁后腾出约600亩土地交由政府统一处置使用外，还有偿提供另外417亩土地给开发商建设房地产项目，按每亩折价60万元计，获得约2．5亿元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农民新村建设，另1．1亿元用于拆迁补偿。剩余约2000万元村里拟用在未来房地产小区内购置一定数量的商铺，作为村集体新增物业，以壮大村级经济，弥补村民房屋出租收益的损失。
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后遗症，成为和谐社会的发展之痛。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对城中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快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到城市文明，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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