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诊所里诉说自我
“我快崩溃了!”林坚(化名)见到文稚嘉后说。
林先生40岁左右,在金融系统工作, 年薪数十万元。除有令人艳羡的职业,林先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林先生应该每天过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近来发生的一切,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扰之中。
文女士清晰地记得,那天,这位身材中等、仪表堂堂的男子,跨入她的心理咨询室时的情景。
“他一会儿烦躁,一会儿无精打采,一会儿又十分愤慨。”文稚嘉回忆。“我压力太大了,快崩溃了!”林坚对文稚嘉如是说。
文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林给她的第一印象“很压抑”。原来,林正经受着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困扰。起初,林与一名女子有了婚外情,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竟然“被耍弄”了。据说,这名女子“和很多人有往来”。因为得到的不是真情,自己又“付出很多”,这件事情给林的打击很大。
除了情感上有“挫败感”之外,林先生近来在职场上也不十分顺利。一方面,他和直接上司在沟通上出了些问题,林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但直接上司对他总是不太认可;另一方面,他觉得上级给自己配备的手下也不得力,不是不懂业务,就是跟他对着干。
李男(化名)是文稚嘉女士近7年职业心理咨询师生涯中,印象较为深刻的女性咨客(来访者)之一。
李是一科研单位负责人。该科研单位面向市场推出了一个项目,李同时也负责管理该项目。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李女士挑选了一位助手。开始,李与助手有分歧,她总是试图说服对方,渐渐地,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助手经常不听信她的旨意,有时是当面听,背后不听,彼此之间出现僵局,这种状况让李女士大为恼火。最终,李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
文稚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迷茫成了当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内心体验,原因是人们自我评价失当、失真,不全面、不真实。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数去寻求心理治疗的人都度过了要为生存而奔波的阶段。不断地获取财富,除了奔驰、宝马、老婆,还想追求美女,人们受某些“毒害”比较深,只习惯用一种方式——以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夏学銮教授对记者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精神层面有很多缺乏,主要是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增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理想信仰缺乏,甚至追求低级趣味的东西,秩序与混乱并存。人们失去方向感,失去目标,这是社会转型期形成困惑的根源。■本报记者 周雪松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
“恶搞”是2006年最流行的一种工具。“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有人希望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但这种成名消失得更快。”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
“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阅读量正在逐年下降;相反,并不富裕的印度人均阅读量排世界第一。”胡星斗说。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本报记者在身边随机调查了20个人,其中有96%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胡星斗说,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比较快。
与此同时,患心理疾病人群增多。相关数据表明,中国人的自杀率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自杀率。据卫生部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经跃居首位。
“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胡星斗向记者表示,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不顾他人生命,没有正义感,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
据了解,在美国,几乎每个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4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胡星斗说,“前几天我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人,人救上来了,自己却受了重伤,结果最后没人管了。于是,只好打官司解决治病的问题。”很多人宁愿明哲保身,也不愿做英雄,这是社会的悲哀!
“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甘肃联合大学王万君这样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现状。
有财经评论者这样说过:目前最有害的是,让一夜暴富引领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改革的成果也可能被消耗。■本报记者 王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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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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