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精英们放弃部分既得利益

　　推荐

　　我在近一两年内的评论中，经常提到“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类概念，冀望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当下的历史性时刻，唤醒自己身上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拿出勇气来，与社会大众携手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制度环境。

　　我这种观点受到了相当多同事、朋友乃至从未谋面读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把社会改进的事业托付于人们内心的“道德责任”，是极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惟有制度，才是社会规范的可靠保证。

　　对于这些基本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不过我很理智地明白并拥护，现代社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靠宗教、道德，甚至伦理等价值体系来维系的。现代社会的黏合剂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一整套理性化的制度体系。因此，制度的好坏决定了社会的希望或无望。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诞生好的制度？什么情况下会诞生坏的制度？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如果当前的制度存在缺陷，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它向好的方向改进，而不是继续恶化？

　　1787年，经过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围绕着政府权力与公民自由、联邦与各州权力分配和制衡、民主政治与精英管理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和协商。“制宪会议”的最终结果是一部共和国宪法，连同1789年《权利法案》，构成了以后200多年里美国的立国基石，历久而弥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美国先辈们在那一个历史节点上迸发出来的道德责任感，造就了今日的头号强国。当然，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为，美国宪法是各种观念(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妥协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不过，我们可以把美国的近邻——拉美的境遇当作一个参照物来进行比较。从18世纪初开始，拉美各国相继摆脱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其过程与美国如出一辙。大多数拉美国家晚于美国独立，按理说它们在进行新制度设计时有足够好的参考教材。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依然没有摆脱独裁专制统治！难道时代精神垂青北美而遗弃拉美？

　　好制度成就好社会和好公民，这一点没错。但什么东西成就好制度？是制度设计者(及最初的实践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不是主张退回到“道德决定论”，但当我们努力追寻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时，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正是“道德”、“使命”这些现代人已经陌生了的字眼。

　　(作者陈季冰，原刊于《东方早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