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人的问题入手
伟大的理论和优越的社会制度遇到旧体制的制约后，怎么解决实际工作中碰到的矛盾和问题？
生产力发展优先而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与生产力发展滞后但社会制度相对优越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差异怎么认识和借鉴？
我们执政党在突破经济体制的禁区后，在坚持党的领导、逐步扩大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抓党建？我们执政党坚持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执政”为指导思想建设和谐社会，怎么进一步抓落实？
对于这些，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专家教授们也很着急。
如果实践中没突破，理论就很难说清。专家教授们为难的地方在于没有实践上的突破而想理论上说清楚；而作为政治与公共管理方面的官员，为难的地方在于没有实践上的突破而想理论上听明白。这样，难免陷入文件等实践和实践等文件的怪圈；甚至陷入把旧体制的弊病转嫁于先进社会制度之后的失望和梦幻。
为了跳出这个怪圈，我提倡领导干部实践案例、上级党委评估案例、科研单位研究案例、学校进行案例教学。
抓案例是抓落实的需要，自主创新的需要，理论突破的需要和党中央经过归纳、演绎之后形成突破性文件的需要。
党的理论是基层实践的指导，基层实践是党的领导的向导。我们党的领导总是掌握着正确前进的方向，但有时难免弄不清很具体的事情，像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走到草地要找个向导一样。我们正在走改革创新新长征途中的草地，改革前沿成功的案例就是突破草地禁区的向导。基层改革实践的成功案例就是发展理论的最好原料。当年我和经济学家林子力等几位同志在农村大包干的基础上抽象出“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把“两”字改为“双”字，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我想针对时弊，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后加三个字，成为：“出主意、用干部、做案例。”现在，有的领导讲话说服力不够，和自己不愿作案例很有关系。有些干部精神不振作，说话没新意、做事不在意、群众不满意，大多数出于无奈，怨领导、怨环境、怨体制。实际上，总有区别于明哲保身、明哲肥身的干部，他们以明哲献身的共产党员的品格去突破体制的案例，给大部分无奈者带来新风。
这么大的国家，面上有什么问题，点上就有什么经验。这种成功的案例是带着勤政的汗水、带着委屈的泪水和带着内伤的血水换来的，很宝贵。它的苗生于争议的草丛中，花开于石头的夹缝中，果掉在民间的土壤里。上级党委能够知道它，但容易忽略它。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用心寻找当地群众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如果对成功案例不评估、不总结、不表态、不推广，它不但不能星火燎原，还会自生自灭。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什么体制下，都会有人坚持做事——作案例而做出成就。
我十分赞成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总书记说的：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核心的多次讲话。他们把这三个方面强调到法治和体制的前边，是说明法治和体制也是要靠人、靠党和靠领导核心推动的。所以，现在最急需在坚持党的干部制度的前提下，突破干部体制这一组织形式和运行方法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着力点，要从人的问题入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从遇到的问题做起
从理论上、路线上讲，我们党的干部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人事体制的改革，开展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引入竞争机制，在干部选拔、培养、考核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新制度、新办法、新措施，等等。
否定我们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制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丢掉自己干部制度的优越性而去搬用西方那一套“民主”。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制度下的干部体制，也就是解决这种路线、制度、原则、方针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法。因为干部制度好不能决定干部体制没有弊端。干部体制改革就是干部制度的自我完善。干部体制决定着干部的思维和行动，谁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任。如果干部体制存在问题，那干部的导向就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为此，江泽民同志在《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号召“继续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扩大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的规定和程序，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要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江泽民和胡锦涛总书记都是针对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来讲干部体制改革的。
现行干部体制造成的问题，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一件事在23年前，也就是1983年我任县委书记时，自己年纪30多岁，刚从省里派下去的，而其他所有的常委都是55岁以上，机构改革任务很重。在我第一次主持讨论干部问题的县委常委会上，我怎么启发大家发言，就是没人吭声。逼的急了，一位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说：“我们是老油条，能当县委领导这么多年，就凭着个不说话。否则，哪能过了那么多运动的关。”另一位老常委说：“我们的习惯是让书记先说，听书记说，顺着书记说。你得拿主导意见。”我明白了，我要提了主导意见，他们就会顺水推舟。可是，我刚调去，不了解情况，怎么能有主导意见。
于是我们把研究人变成了研究办法。后来我们定了两条：一是自荐他荐，党组织将推荐名单打印下发到最基层讨论，几上几下确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后拿到常委会上等额票决(重要岗位还拿到全委会等额票决)。二是常委推荐到人大的干部，明确人大是为党和人民把关的关口，而不是简单地走程序。 在县里进行中层干部的调整时，有一位局长在干部、群众中影响不好，且年龄偏大，他很害怕组织上不推荐他。他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施加压力；二是送礼求情。在一星期内，这个人轮番找我，只说一句话：“我全靠你了。”他活动的结果是县委常委会票决通过。但是，还有人大这一关。这位局长活动了一番后对我说，每位人大代表都答应给他投票。我说：那你就该放心了。人大选举的结果是四位落选，其中这位局长连一票都没有。他气愤至极，在我面前数着每一位代表的姓名骂，说都是骗子。我说，大家都骗你，那你是不是想一想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当不了局长，那每天一包烟、两瓶酒到哪弄去呀！”当天，他在我住的平房小院门口整整站了一夜，我凌晨开门发现了他，门口下散落着40多个烟头。他还到县人大几位主任家闹了几场，一次骂人用力过猛，连假牙都掉在了地下。闹了约半个月，没人同情，他平静下来后对我说：你的办法太绝，我想打人都不知道该打谁。
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四面开门，八面来风”，中央组织部曾发文推广。《人民日报》还发评论员文章肯定过。
县委用了这两条办法，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改革事业经受了6次、500多天的审查，大家团结一致挺过来了。6年后，这个县工业利税达到周边13个县的总和。8年后，该县提拔为厅局级干部8人，提拔为县委书记、县长等正处级干部30多人。而周边县都按传统办法用干部。其中有一个县要选一位教育局长，县委书记让常委们讨论了一天，因为没有提出他想的人，又让第二天继续民主讨论。这时，常委们不想谁最合适，只想书记想让谁当，结果终于提出他想提拔的人。这时，这位县委书记就开始集中，说，民主就是好，终于提出了一位合适的同志，就这么定了，大家如没有什么意见，散会。这位县委书记后来犯了错误被撤职。
第二件事是16年前，即1989年我任山西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说，那位年已60岁的当地人任一把手，他过去和谁都团结不了，你要和他搞好团结。我说：“那我就放弃原则，搞好团结。”领导知道我说笑话，也笑了。有一次常委会研究市政府秘书长人选，事先我从当事人口中得知一把手已经同意他任此职。当在常委会上提出他时，我先发了言，说他和我曾在一个学校读书，我了解此人。一把手当听说我了解此人后，又变了主意，说此人的任命放放以后再说。果然，一放相当长时间。常委们议论纷纷，但毫无办法。后来就传出这样的话：“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作笔记不张口。”
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天，长治市的报纸立刻发出社论，要求每一个基层党组织要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指挥部，每一个领导干部要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带头人，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成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长治市委当即用三天时间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集中学习，做出了“用人公开、花钱公开、廉政公开”三个决定。同时市委认为，只有干部难当，人民才会好过；如果干部享乐，人民就会难过。这是一个普遍规律。针对时弊，提出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的口号，用创新的思路，探索干部体制改革的途径。具体办法是：
1.公布空职，自荐他荐。第一次公布了16个处级岗位；第二次公布了19个副处级岗位；第三次公布了12个副处级岗位。这三次自荐和他荐的人数多达1020人，平均每个岗位自荐他荐者21名。
2.资格审查，电视演说。对每一位被推荐者都要进行审查。凡合格者均要由组织安排进行“假如我当选”的电视演说，不能带稿，有时间限制。
3.一职多考，差额上会。市委常委会由市委组织部通过基层民主推荐、广泛征求意见和考核，确定得优秀的前5名进入名单，这是“一职多考”，组织部门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这是“差额上会”。
4.民主票决，两额推荐。常委会通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差额表决，提名其中得票数最高的两人为市委全委会的候选人，即“常委会民主”——通过差额票决实现了党内民主的最后一道程序。
5.差额上会(市委全委会)，票决集中。将两名候选人提交全委会，通过无记名表决，得票数最高者正式当选，即“全委会集中”——由全委会差额票决实现集中的程序。这就防止一个人的传统的集中，也改变了在同一个班子中完成民主和集中的两个程序，完善为一个组织民主，另一个组织的集中。
6.组织推荐，人大把关。党组织推荐干部不是迫使人大代表服从，使代表票服心不服。而是要靠自己的模范工作推荐好干部，让人大代表心服口服地拥护党的推荐。如果确实组织的推荐有出入，人大没有通过，也不能说盛气凌人的话。
其他市没有这么做，只按传统的办法做。在我任职时听说有一位市委书记研究干部时是“四步曲”：第一步，对分管干部的副书记说：记！第二步，在常委会上对组织部长说：念！第三步，在会议结束时说：过！第四步，在市委秘书长送来的任命文件上写：发。当然，这种带有演绎的笑话不可全信，但也反映出干部体制不改是不行的。
从亲身经历想起
断断续续的二十多年实践，思考了几个问题：
第一，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必须坚决纠正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班子成员民主+班长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带有普遍性的体制性的错误理解，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二是必须回归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并要规定扩大党内民主的范围和增加人民民主的具体内容；还要把民主和集中两个不同的范围都实行差额票决。
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党管干部的原则，但要纠正把党代表人民管干部变成了党代替人民管干部的体制性错误倾向，而要把党代表人民管干部完善为党带领人民管干部。在扩大民主的进程中，更要加强党管干部的作用。比如在竞选中，为了防止有碍于党的宗旨的“海选”或“文革”大民主式的倾向，2000年中共长治市委开展干部体制改革的探索。为了防止曾经在省、市、县出现的不正当拉票的现象，市委明确提出了下列要求：首先，提倡组织安排公开竞票。一是组织安排公开参选人的各种资料和本人要求公开的各种资料；二是公开组织推荐资料；三是公开他人推荐和毛遂自荐材料；四是组织安排参选人的竞选演说；五是组织根据党内外单位、个人要求安排参选人与之公开对话。其次，反对违背党的宗旨的个人活动。一是反对私人打电话求票；二是反对私人登门要票；三是反对私人送礼贿票；四是反对私人组织竞选班子串票；五是反对私人联系演说争票；六是反对私人散材料拉票；七是反对以组织的名义强行劝说参选人退出选举。
第三，干部制度和干部体制、干部机制是三个不同概念。现在把干部制度、干部体制和干部机制的概念一起混用，造成界限的含糊。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各种旧体制、旧机制的改革则是带有革命性的变革。因为改革的对象是旧体制、旧机制。干部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干部路线、原则、方针、标准、目标的总和。它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而干部体制则是实现干部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是四套班子与党内外群众之间的推荐、考察、监督、选举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干部机制是指为使干部达到某种目标、完成某种任务采用的工具和手段，以及诸种办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原理。干部体制改革不能等、不能急、不能冒、不能偏。
一是不能等。改革干部体制已经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关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羊城晚报》2006.9.7报道)采访时说:“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与干部选拔制度有关。”为此，各地应当像当年创办经济开发区那样，积极确定市(司局级)、县(县级市、区)综合改革试点，以宽松环境允许、鼓励干部体制改革。
二是不能急。干部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在心脏部位开刀，风险大，责任大，只能自下而上，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各种办法都可以试行，再从中比较、筛选。必须在三、五年后取得成果方可进行评估和推广。
三是不能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体制改革要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干部理论、路线、制度、方针、原则下进行改革，不能违背上述规定而自行其事。
四是不能偏。西方社会政治捐款制度下的选举制度，我以为，其本质是钱权交换。但他们的选举体制中扩大民主的合理内核，我们应当借鉴学习，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一个核心，两层民主，四个源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雏形。吕日周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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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成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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