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宝林 本报记者 薛秀颖 胡占富
引子
农民“跑脚”
跑出大物流
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大罗村，生活就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程序，晨耕暮息。许多农家一直很贫困，甚至没有多少土地可耕种，大量闲散的劳动力生活没有着落。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和更往南的地方，有大把的机会等待着肯于付出辛劳的人们，但很长时间大罗村里并没人想到走出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从北京回来的村民带回大把大把的钞票，“点燃”了村子里每户人家的希望。
由此一个又一个村民紧随其后，然后从外面“衣锦还乡”。整个大罗村的命运开始改变了。
从那一天开始，6年来，大罗村农民孜孜不倦地南下北上；而给他们带来收益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当———跑脚，用现代的话讲，叫“物流”。
从那一天开始，曾经靠种地为生的普通农民，在北京、天津当上了工人，甚至很多人做了老板。他们掌控着当地20%的物流市场。
还远不止于此，呼兰农民远征的脚步已开始在沈阳、大连、杭州、长沙、温州等地留下足迹。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程后，目前基本完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使命。而在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约有1.5亿。农村劳动力达22.2万人的呼兰区，如今有11.7万人从土地转移出来，占劳动力总数的52.3%。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城乡收入的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就像杯子中的水满了会溢出去一样，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种自发的转移要求与行动。
现在的大罗村，很多刚刚盖起的崭新大砖房都是空空荡荡的。今年夏天修建的4条光亮的水泥路已经通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留守的村民说，过年的时候，外出挣大钱的乡亲们就会开着车回来了。
1
改变命运的人
王广良，就是那个从北京回来改变呼兰区沈家镇大罗村命运的人。在大罗村，人们把他当成“救世主”。而在6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1992年，只有小学文化的王广良开始外出打工。然而，常年打工并没有给王广良的生活带来好的改变，打工赚的钱经常讨不回来，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媳妇也因贫困离开了他。但南来北往的流动生活让王广良摸清了空车配货的行业规则，并与一帮车主混熟了人脉。
1999年，揣着母亲为其筹借的1000元钱，琢磨着听来的“农民变老板”的故事，王广良决定到北京再拼一次。
当时的京津等地，公路货运已开始快速崛起，市场需求巨大。而在王广良的家乡大罗村，村民人均4亩地，一亩玉米纯收入100元，一亩黄豆纯收入250元左右，一个农户拥有的土地甚至不能让一个家庭吃饱饭。村里流传的话是：“庄稼年年种，只图够吃用；住的土草房，涨水淹草塘；姑娘往外嫁，小伙难对象。”大罗村党支部书记王忠孝说，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减少，劳动力转移是缓解土地压力的唯一出路。
王广良出来后就没想过再依赖土地生活。在北京，他从联系货源、介绍车主这种最初级的“拼缝”做起。揣着从北京邮局买来的《地图手册》和《北京地区企业大全》黄页版本，骑着自行车，他绕遍北京各物流集中区，与开大货车的司机交朋友，到企业去试探。几个月的奔波，他打动了北京市内最大的一家塑料膜生产企业的老总，签下了第一个订单。这就是王广良淘到的“第一桶金”。当年过年时，他带回家大把现金，还清了债务，还把父母接到了北京。
2003年时，王广良已变成了北京一路顺风物流有限公司的老板，有了自己的集餐饮、存车、住宿、物流于一体的大型物流中心和货场，开通了北京至四川的物流专线，又紧跟“时尚”配备了电脑，开始网上业务往来。
“农民变老板”的故事都如出一辙。离开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的都市，农民的第一步大多是沿着别人踩出的路走出去的，而那些敢冒风险、有眼光、模仿能力强的人，往往能走得更远。
其实在王广良之前，大罗村已有人在北京物流市场闯荡，但村里人唯独对王广良竖大拇指，因为只有他带动和帮助大罗村400多人到北京、天津等地闯荡物流市场，郭堡村、吉堡村等几个临近村的农民也纷纷模仿他的故事，多数人都成了小老板，有20多家村民开的物流公司已具相当规模。
2
追随者的脚步
接连有农民老板在北京诞生。这种激励性的故事开始在呼兰流传，到现在仍不断有农民去追随他们的脚步。
每年过年时，都会有一批老板开着新买的轿车回家。这时，也总会有一批农民揣上当老板的梦，跟着相熟的同乡开始外出淘金。呼兰区劳动力转移办公室的站长邵学义说，这些外出淘金的农民，现在没有一个重新回来务农的。
在呼兰区，目前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0万多人。将剩余劳动力向外地输出，一方面可缓解土地压力，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也是加快城市化步伐的现实要求。
基本上，多数农民会选择投奔同乡或者同村人，农村错综复杂的亲朋关系是最好的保障。他们都会跟着前辈先干一段时间摸摸门路，然后才会在前辈的帮助下自立门户。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拼，依靠有乡缘的前辈相当重要，尤其是农民，对这种乡亲的信赖感是最强的。王广良就很具前辈风范。老乡来了，他先帮助联系房子，帮着谈生意，甚至让出自己的一份订单。而他也知道，带出一个同乡，就多一个竞争对手。但后来，有着浓厚家乡情结的王广良还是在北京成了大罗村的“办事处”，凡是投奔他的老乡，都管吃、管住、管教、管带，他甚至还鼓励没出来的乡亲早点儿出来闯一闯。
初到北京，吉堡村的王忠良和许多刚来的农民一样，对空车配货一窍不通，对于物流行业的飘货、重货、论方、论吨、计算价格完全弄不明白。王广良先是拿出自己的部分零散订单让他尝试着做，再带着他去和厂家谈，手把手教。一来二去，王忠良摸着了门道，生意逐渐火了起来，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还买了5台大货车。他也开始在想：“带富一个老乡，老乡还可能再带老乡，这样我的家乡就富了。”
就在王广良在北京带着一帮乡亲大展拳脚的时候，呼兰区方台镇高家村的王国才在天津也闯出了名堂。受同乡的激励，原是村里民兵连长的王国才转让了自家的责任田和鱼塘，独闯津门。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到2003年，王国才有了自己的配货点，成立了天津货运公司。还通过现身说法，带来了一批同乡。村民廉宝志，因家里穷，到了结婚年龄仍“无人问津”。在王国才的感召下，他从亲属家借了1000元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由同村前辈引领几年，不但娶上了漂亮的天津媳妇，去年还开回村里一台30多万元的轿车，让村里的姑娘们羡慕不已。
一个个淘金故事的流传，让好多在乡亲们眼里有不错地位的人也寻梦而去。沈家镇文化村原村委会主任张炳信、方台镇高家村原妇女主任周艳云等一些当地知名人物，不顾亲朋的劝阻，涌入淘金潮，现在都成了大老板。
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在城市里成功的几率也要高一些。文化素质低一直是农民工的一个劣势。只握过锄头的手如何在城市里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各级政府输出劳务时最头疼的事。虽然政府部门组织了各种培训班，一些城市对农民工也开始索证录用，但呼兰农民对“物流”情有独钟———不需专门的技术，有熟悉的老乡提携，还有自己当老板的前景。
现有，在天津外环路，有一条“呼兰货运一条街”；在北京丰台区和大兴区，已有千余家配货站属于呼兰农民。在北京和天津，呼兰农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就像国外的“唐人街”一样，当地人叫他们“呼兰片”。
3
离开家的日子
只要肯干，在北京、天津都能当老板！许多农民开始这么想。但从一个农民成长为老板，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奋争，谁能想到要付出怎样的辛酸和汗水？
王忠孝是现在大罗村的党支部书记。2003年，他刚刚在物流业开始闯荡的时候，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家乡的召唤加上创业的艰难，让王忠孝放弃了当老板的梦想，回乡做了父母官。“在北京，没有本市的身份证，不但房子租不到，甚至连打电话、买手机卡都难，而且还会受到同行的排挤，实在是太难了。”王忠孝说。
跟王广良一样，大罗村的尹凤超2000年到北京的时候，也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跑企业。很多时候，他连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起早贪黑不说，还要忍受着“憋屈”，而最让他不愿接受的是当地人的歧视，管他们这样的人叫“盲流”，还认定他们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留守在家的姐姐和母亲说，没有一定的毅力和恒心，真是很难坚持下来。
每晚睡觉前，躺在陌生的床上，外出的农民想的最多的是家，孩子、老人已是外出打工农民最大的牵挂。现在，“呼兰片”的居民还不用政府帮着讨工钱，但子女上学的问题牵扯了他们太多的精力。
大罗村，郑有富家花10多万元新盖的大砖房还没装修完，喜气的大门、大院里的红砖路、屋里的地砖、暖气都显示着主人的富有，但这个新房子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将是空着的。郑有富家跑北京至长沙专线，来回一趟路上就得十来天，两头配货站还都得有人装货、接货。活忙时，只能是丈夫在北京，妻子在长沙。“就是可怜了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他妻子说。
“只要生意顺顺当当的，这些呼兰农民吃再多的苦都能忍受，可是有时候一些同行人的挤压，一些部门的勒卡，让这些农民手足无措。去年，沈家镇一个农民老板就被清出了配货市场。”邵学义说，农民在城里单打独斗已经越来越难。
南方一个城市的考察团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时，韩方说到了这样的观点：农民进城，必须要有政府的引导和控制，形成有序、配套的转移环境。他们还提醒：要积极解决进城农民的生活问题，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4
数金子的喜悦
创业的艰辛难抵变身老板的诱惑，竞争的压力阻挡不了淘金大军的脚步。目前，呼兰区已有3000多户在京津从事物流的农民，年创收超过亿元。高家村从事物流货运的农民拥有固定资产超过百万元的已有8户，50万元以上的有14户，30万元以上的有24户，10万元以上的有24户。
外出农民物流大军带回的大把现金，一定程度刺激了沈家镇甚至呼兰区的经济活跃。最直观地看，就是每年物流大军回家时，呼兰的饭店都会火上一把。
在大罗村，王广良的美名还在流传着。他帮助村里修路，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又在沈家镇吉堡村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了鹏达健身器材厂，20多名村民成了厂里的工人。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王广良的奇迹还在延续。今年9月，他在北京大兴区红门镇外五环路买了一块6万平方米的场地，投资3000多万元开始兴建大型物流配货中心。到明年5月，这个大型物流中心的一期工程将投入使用，近千户单打独斗的呼兰农民将进驻其中，把这里真正变成“呼兰片”。
而同时，在高家村后关屯，三分之二的农民都外出搞物流，腾出来的土地让留守的村民都有了更多的地可以耕种。“没出去的村民，都能承包到比以前多一倍甚至两倍的农田，日子也比以前要好过多了。”高家村党支部书记荆殿仁说。
又快过年了，高家村留守的村民在盘算春耕的时候，也在期盼着远在京津的亲朋早点儿回家，唠唠一年的生活，比比一年的收获。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