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回报社会生命传承责任(图)

　　爱心回报社会生命传承责任

　　——记港商、深圳东胜电机厂董事长承明　　“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序曲人人不为我，我也为人人。因为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承明心语

　　2006年11月3日上午，贵州省纳雍县水箐村。

　　这一天，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突然像过年一样沸腾起来。十里八乡的苗、彝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在进村的唯一一条山路上，夹道迎候一位来自千里之外从未谋面的尊贵客人。

　　这位名叫承明的贵客，是一位在深圳办厂的香港商人。这一次，他捐款26万元，帮助这里的村民建成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承明希望小学”，使全村132名学童终于实现了在家门口读书的梦想；这一天，承明是抱病前来出席这所学校的落成典礼仪式。

　　上午10时，当一辆沾满泥巴的吉普车一路摇晃驶到近前，一位身材魁梧、头发全无的中年汉子走下车来，稚嫩的欢呼声即刻从迎候的人群里爆发出来，一阵高似一阵：“热烈欢迎承明爷爷！”眼前的情景令这位一生坚强、有泪不轻弹的中年汉子很是感动。他急忙别过脸去，泪水悄然滑落脸颊。

　　时隔月余，承明坦言道，他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些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就用如此隆重的礼仪来回报他，在感动之余，他觉得承受不起。他说：“我是一个被癌症宣判了‘死刑’的人，我正在跟死神赛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想用这种方式，为社会再尽一份责任，并希望把这种责任传承下去。在愿望没有实现之前，我一口气也不敢松啊！”

　　一个走过坎坷岁月的老知青，一个带领全厂1500多名员工长年从事公益事业的港商，一个让259名贫困学子重新走进校园的爱心人士，一个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却突然罹患绝症的成功企业家——承明，正在用自己博大的爱心和最后的生命书写着他对社会责任的思考、感悟和传承，并为我们的和谐社会弹奏出了一曲人生的华彩乐章！

　　第一乐章

　　关于责任的思考

　　主题曲一个缺乏责任感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如果每一位社会公民都不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这个国家和民族将没有希望——承明心语

　　出生、成长在共和国那个崇尚奉献年代的承明，在53年的人生年轮里，从未停止过对责任的思考。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比责任更重要，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责任。然而，真正让他体味到肩上责任的沉重与紧迫，却是从他罹患癌症的那一刻起。

　　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8年艰难创业，承明在深圳创办的东胜电机厂，由当年员工不足30人、负债260万元、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拥有1500多名员工、年产值2亿多元人民币的企业。正当承明事业蒸蒸日上的幸福时刻，没想到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2005年8月，在刚刚忙完了新厂搬迁后的一天，承明突然开始便血。是妻子“逼”着他回香港一家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让他的妻子目瞪口呆：癌症！这个令多少人闻之色变的字眼出现在她的眼前。

　　站在医院走廊里，捧着一本满是英文的检查报告，妻子恍如梦中：“大夫，你们搞错了吧？”“命运不会这样残酷而毫不留情吧？”她不敢看报告，更不敢看此刻正躺在病床上的承明那期待的眼神，看着丈夫那疲惫的面孔，她想隐瞒承明的病情。

　　可是，一向细致的承明觉察到了凝结在妻子眉宇间的一丝疑云：“你就实话告诉我吧，顶多就是个癌症嘛！大不了就是个死嘛！”承明话音未落，妻子的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下来……

　　灾难就这样无情地降临在承明身上。同年9月10日，承明在香港实施了乙状结肠的切除手术，肠子被切除了30多厘米并做了病理切片。检验结果显示，承明得的是病理分类为神经内分泌未分化小细胞肠癌。医生坦率告诉承明，据医学文献记载，此病患者的平均寿命一般不会超过11个月，3年生存率为零。换言之，患了此病的人，还没有谁能活过3年的！医学向承明下达了“死刑判决书”。

　　天啊！在承明人生华彩乐章即将奏出最强音的时候，一个悲惨的休止符就这样无情地出现在了他生命的乐谱上。

　　到了生命的晚秋，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身后之事，承明也不例外。但与众不同的是，此时此刻，生性乐观豁达的承明把疾病交付给了医学，把企业交付给了放心可靠的、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第二梯队”，而自己则腾出已经不多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继续开拓他一生未竟的爱心事业。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个平凡中国人超乎寻常的社会责任心。

　　经过慎重思考，承明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努力抵抗病魔，争取多活几年，在有生之年捐建10所希望小学。

　　心中的誓言往往是行动的前奏。2005年11月，经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在贵州纳雍县挂职的干部胡育青牵线，承明与当地教育部门达成了在该县猪场乡水箐村捐建第一所希望小学的协议。2006年9月1日，投资26万元的这所“承明希望小学”正式落成开课。11月3日，承明千里迢迢亲临贵州，抱病出席了新校落成剪彩仪式。

　　“承明希望小学”建成了，这本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此次贵州之行，却让承明深深地陷入了另一种思考。他看到，由于生源不足，教师不够，两层高的教学楼闲置了一层。他想：“虽然学校以我的名字命名，但这些突出的问题不是恰恰反映了一种资源浪费吗？贫困地区的教育真正需要什么？”他利用这次来剪彩的机会，又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走访了部分孩子的家，给每一户都送上了自己的一份爱心——慰问金，并细致地向山民们了解了当地孩子们的上学情况。在返回深圳的路上，承明的脑子一直在想：那些一到三年级的山里娃娃每天翻山越岭到援建的学校上学很不方便，很多贫困山村更需要的是“一两名教师、三五间教室”的教学点。于是，新奇而大胆的构想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酝酿，建立一个有组织、有规划、有目标的爱心“阳光扶教公社”。

　　在纳雍县西部不远的赫章县，同样有一个群山环抱的苗寨——茶花村。那里的苗民祖祖辈辈住在岩石上，泥土堆砌的房子里搭起几片烂木板就是一张床，人在上面睡，牲畜在下面住。茶花村还没有通上电，也没有公路，村民大部分是文盲。去年5月，一个网名叫易茗的广东女孩从梅州来到这里支教，在亲眼目睹了当地贫困落后的教育现状后，她在网上撰文，希望能有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来帮扶那里没学上的可怜孩子。

　　去年12月7日，承明含着热泪在中国西部知青网上读到了《茶花村的故事》这篇文章。他的心被揪扯着。按照该网站提供的联系方式，他第二天一大清早就给易茗发了短信，告知：“我要帮助你们！请告知你们的银行账号。”中午时分，承明再次给易茗发去短信：“钱已汇出，请查收。”就这样，一笔2万元的爱心款便汇到赫章县茶花村。当得知捐款人是一位身患绝症的香港老板时，易茗和另两位同在茶花村支教的老师被感动了。

　　十多天后，应承明的邀请，易茗和一位支教老师来到深圳与承明相见。经过面对面的交流，承明决定实施他的“阳光扶教公社”计划，即由承明牵头组织，吸收社会爱心力量和资金参与，招募志愿者，有计划地对贵州省纳雍、赫章、威宁三个贫困县实施支教、帮助当地劳务输出、帮助引进适合当地发展的养殖业和种植业等一系列帮、扶、教工程。

　　承明说，如果单纯的捐钱捐物，那仅仅只是一种“输血工程”，我们要想办法实施“造血工程”，帮助当地摆脱贫困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立一种长效的脱贫机制。我们的“阳光扶教公社”，不仅能让1~3年级的孩子能就近、就便地上学，而且义务支教的年轻老师也能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人生的磨练，增强他们以后报效国家的责任感。承明认为自己的设想不仅有“一箭双雕”之效，最关键的是能让扶贫支教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贫困地区做点实事。

　　今年元月8日，承明从香港返回深圳。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再次约见了易茗等两位支教老师，字斟句酌地同他们研究制订“阳光扶教公社”的具体实施方案。

　　生老病死本是生命的固有规律，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人的脑际里思考什么？盘算什么？这无疑是对人生最后、最严峻的考验。此时此刻，承明考虑最多的不是妻女家人，也不是个人已身患绝症，他更多地想到的是如何多为社会尽最后一份责任。承明说：“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责任感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有些年轻人不仅缺乏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就连最起码的人情责任都没有了。如果每一位公民都不承担起自己的那份社会责任，这个国家和民族将没有希望。作为共和国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想履行自己的一份责任，并向下一代人传承这份责任！”

　　第二乐章

　　关于责任的感悟

　　主题曲我们出生、成长在一个奉献的年代，奉献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明心语

　　“承伯伯，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我曾经把我的身世当作隐私，我害怕向别人倾诉。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是缘于对我的可怜和同情，我也不想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任何鄙夷和怜悯之情。”这是内蒙古赤峰市第二实验中学一位学生在信里跟恩人承明说的“悄悄话”。这位名叫王凤龙的中学生，除了患精神分裂症的父亲外，再无一位亲人。自从2002年承明通过内蒙赤峰市松山区红十字会知道并开始资助王凤龙后，在遥远的深圳，这个敏感而自尊的孩子有了一位对他嘘寒问暖的亲人。

　　这个孩子不知道，他刚刚收到的1800元的学费，是承明走进手术室前一天寄出的。他更不知道的是，在内蒙古、安徽等地有200多名像他一样濒临辍学的孩子在接受着承明的资助。

　　一个出生上海、移居香港、深圳创业的成功企业家，是何种机缘跟远隔千山万水内蒙古草原上的贫困学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得不提及渗入承明骨髓里的“知青情结”。

　　让我们把镜头推回到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1969年4月，年仅15岁的承明在全校第一个自愿报名，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插队落户。

　　林西县是个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地方。当年担任上官地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的曾庆发回忆说，承明等3男4女7名知青被分配到第六队。承明年龄最小，身体非常瘦弱。当时已是冬季，这些南方来的孩子们穿得都很单薄，老乡们对他们也无能为力。

　　北方冬季的寒冷是知青们始料未及的。为了取暖，知青们就去捡牛粪生火。曾庆发说，“捡牛粪的地方有30公里远，他们每天凌晨3时就得起床。山上最低气温到零下38度，有一次遇到下雪，承明回来时，脚上冻出了许多大水泡。我们就每天用辣椒水给他洗脚，然后再用热水慢敷，一个月后总算好了。在夏天干旱时，外出干活没有水喝，实在渴得受不了了，承明曾喝马蹄坑里残存的马尿水。”

　　在艰苦的条件下，父老乡亲们对承明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爱。当时，知青们每月能够分到的口粮很少，肚子整天饿得咕咕叫。曾庆发的二嫂喂了几只老母鸡，她原本打算等鸡下蛋后，把蛋拿去给家里换一点灯油。看到正在长身体的承明经常饿得昏昏欲睡，她总是背着自己同样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偷偷地塞给承明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煮饭时，二嫂也总会多装一小碗玉米糊糊留给承明吃。承明的鞋子磨得很快，二嫂就给他做布鞋。为了节省煤油，她舍不得点灯，摸黑纳鞋底，手还常常被扎出血……

　　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许承明不会是现在的承明。2002年9月，事业稍有起色的承明在阔别了33年后，第一次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从赤峰到林西，从林西到上官地村，他一路走一路感动，当来到自己当年居住的“干打垒”小土屋时，他泪撒大地，长跪不起。

　　知青生活带给承明的大都是苦难和磨练，但他为何如此眷恋这片土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忆起往事，承明说，知青岁月的情结已经融进他们那一代人的血液，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而且长出了可以汲取精神力量的“根”。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承明对责任朴实而真诚的感悟——“我们出生、成长在一个奉献的年代，奉献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生活感恩，对社会感恩，对家庭感恩，这是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此次“故乡”之行，承明发现，这里的乡亲真亲，这里的乡亲也真穷！临走时，他把曾庆发的两个孙女带到深圳工作和读书，同时还负担起曾庆发弟弟的孙女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学习费用。他还同当地的教育部门确定了开始资助当地46名品学兼优、濒临辍学的中小学生重返校园。不仅如此，承明还把自己的爱心和责任播撒到更广袤的大地。

　　2002年，内蒙兴安盟遭遇百年不遇的罕见雪灾和龙卷风，大量房屋倒塌，大批牛羊死亡，灾情十分严重。承明获知后，马上通过沙井“爱心一族”和内蒙兴安盟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发起“雪中送情，春满人间”募捐活动。承明本人捐出数万元现金，承明企业的员工在董事长的带领下自愿捐款6000余元委托内蒙兴安盟红十字会购买粮食救济灾民。

　　2006年8月，当病中的承明得知林西县官地镇寄宿制小学没有一台可供学生学习的电脑时，当即表示捐献30台新电脑。11月中旬，30台电脑运到学校，校方立即腾出教室，选出两名老师进行了突击培训。林西县第一个镇级小学电脑培训基地——“承明电脑培训基地”就这样诞生了。现在，该小学4至6年级的350名学生已经用上了电脑，每个星期安排了两节电脑课。这个电脑基地已为1000多个孩子插上了开启理想的翅膀，帮助他们飞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6地质队是承明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1972年底，承明离开内蒙古转至安徽宣城继续插队。1975年，他告别了7年的知青生活，被招工到326地质队当上一名钻探工人，并在那里找到了人生伴侣。这段经历，使承明的内心又多了一份责任和牵挂。

　　2005年6月，承明夫妇回到阔别了20多年的地质队，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326地质队“老同志联谊会”。次年4月，承明夫妇再次回来“探亲”，正赶上地质队开展帮扶特困职工活动，承明向326地质队党委提出，设立一个“扶困基金”，他本人首先捐资10万元，以后每年续捐不低于2万元。326地质队的老同事们看到承明身患癌症还在为他们操心，大家执意要把“扶困基金”改名为“承明爱心基金”，承明只好依着大家的意见默许了，但他特意要求在爱心基金的名称内加上自己妻子齐亚菊的名字，以便使其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承明有爱心、孝心、感恩心、责任心，是个大好人！”在沙井，承明的孝心更是远近闻名。他的母亲共姊妹10个，由于自己的父母去世较早，承明就把整个家族的十几位老人当成父母一样侍奉。企业发展壮大后，他每月都按时给十几位老人分别寄去1000元的生活费。他的一位在上海的舅舅想进养老院，可是他的3个儿子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承明知道后，主动把每月1200元的费用承担起来。如今，这位舅舅在养老院里已经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好几年。承明的三舅母定居香港，膝下无子，也没有什么财产，承明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担负起赡养义务。老人家患上食道癌后，承明把她接到深圳，送进沙井医院，每日喂水端尿，悉心照料，陪伴老人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临终前，说话已很艰难的老人给承明写下一张字条：“还是你这个外甥好！”

　　其实，在承明最困难的时候，由于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这些亲戚们并没有给予他什么帮助。但是，在自己事业有成后，承明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额外的赡养义务。承明的表哥王家英老人感慨说：“心地不善良、没有一点责任感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些！”

　　承明认为，责任既重大又具体，“如果连一点‘人情责任’都不尽，又怎么能为国家尽责尽力？”

　　第三乐章

　　关于责任的传承

　　主题曲经营好企业，让自己和员工们的腰包都鼓起来，这只是企业家的“第一责任”；把员工培养成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这才是企业家的“最高责任”——承明心语

　　承明的名字意味深长：承担今天的责任，传承明天的责任。

　　作为一名企业家，承明在创业初期历尽坎坷。1979年移居香港后，他做过石油灌气工、搬运工、清洁工、送奶工、流水线装配工，由于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他也先后在金融业和企业担任过高层管理。1989年，他被自己所服务的香港公司派来深圳，期间他先后两次帮人打理企业，将临近倒闭的企业管理得红红火火，但最后都被人“挤”走；两次自己投资，数百万元的资金被人骗走，并欠下70多万元债务。但他毫不气馁，顽强地挺了过来。1997年，他接管了一家债务高达260万元、资不抵债、已经濒临倒闭的电机厂。短短几年，他就将这个负债累累、破烂不堪的小厂建成了现在拥有5家分厂、员工1500多人、年产值达到2亿多元人民币的东胜电机厂，从而实现了一个企业家的“创富”目标和人生抱负。

　　这段从最底层起步的创业经历，对承明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很大。他多次坦言，工人们的酸甜苦辣他都品尝过，因此，“当我的企业有一天做大做强了，我一定要好好善待他们。”“企业发展了，不能光是老板的腰包鼓了，也要让广大员工跟着沾光，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为了赚钱，许多私企老板在员工的伙食上精打细算。而我们的董事长，每次到食堂来，都要再三叮嘱我，要多放些油，多放些肉，在员工们的伙食上不要光想着为我省钱！”一说起承明，东胜电机厂食堂管理员彭银凤阿姨的泪水就在眼里打转。

　　走进东胜厂员工宿舍，记者感受到企业的这种关爱无处不在。普通员工10人一间房，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冲凉房、办公桌，还安装有电扇、200电话。管理人员则是3人一间房，装有空调；管理人员带有家属的，东胜厂负责提供独立的住房；经理级的则一人一套单元房。员工们的最低工资750元，企业包吃包住，这种福利待遇远远高于劳动部门核定的标准，使员工们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为了提高员工文化素质，丰富业余生活，厂内设有电脑培训室、图书馆、台球室、歌舞厅、旱冰场、篮球场和足球场。2005年5月，东胜厂乔迁新址时，承明还专门腾出一块2000多平米的地盘，亲自设计建起了一座专门供员工们休憩、钓鱼用的小公园。

　　为了让每一位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承明还为员工提供个人成长空间。近年来，东胜电机厂新增加的管理人员和文员中，90％以上是从一线员工中提拔起来的。现任东胜电机厂研发中心主任的胥贵勋，在入厂之初只有小学学历，利用东胜厂提供的平台，他刻苦钻研，终于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胥贵勋对记者说：“没有承明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承明眼里，企业发展壮大了，员工们的福利提高了，他只是履行了一个企业家的“第一责任”。如何把这种责任感传承到每一位员工身上，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这才是一个企业家的“最高责任”。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承明从报上了解到在工厂所在的宝安区沙井有一个“爱心一族”协会，这是一个跟香港义工组织十分相似的民间公益组织。从此，承明开始关注和接触“爱心一族”。当他得知这个爱心组织不仅仅号召人们捐钱捐物、扶弱济困，更是用点点滴滴的爱心行动引导人心向善，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后，他率领全厂1000多名员工集体加入“爱心一族”。在“爱心一族”几千名会员中，承明是惟一的一位香港老板，东胜电机厂也是惟一一家外商团体会员单位。

　　几年来，承明和他的1000多名员工成为“爱心一族”最活跃的群体之一。街道社区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承明都主动带着员工们积极参与；社区群众谁家有了困难，承明经常伸出关爱之手；工余时间，承明经常头戴小黄帽，带领员工们上街清扫马路，清理非法小招贴；他还亲手举着自制的公益宣传牌，四处宣传卫生公约，街坊四邻亲切地称他为“小黄帽承董”。

　　对此，承明的一些在深圳办厂的香港朋友十分不解，认为这样会分散精力，影响企业经营。对这笔账，承明却是另外一种算法。他说，员工们的爱心和责任感，对企业可以形成一种凝聚力，这样的企业才会有活力，才会兴旺发达。

　　在东胜厂，有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共勉语：“你想得到帮助吗？那么你先去帮助别人；你想得到机会吗？那你先给别人机会。”为此，承明在东胜电机厂设立了“爱心基金”，员工们自愿捐款帮扶遇到困难的员工；设置了“爱心小屋”，发动全体员工为贫困地区募集衣服、被褥，以此来唤起每一位员工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承明说：“无论将来这些员工走到哪里，都会是一个有爱心、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值得。”

　　按照承明在创业之初定下的“传贤不传亲”的规矩，他患病后就退居到了第二线，企业完全交由自己亲手培养的、非亲非故的一位执行董事打理，承明的股份也将逐步转移出去。“对此，您的家人难道没有异议和想法？”

　　“我太太了解我，她知道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件事上她同样支持我。”承明说，他选择企业接班人有三个标准，一是对企业有感情，二是对企业有贡献，三是具备管理企业的才能，三者缺一不可，但是妻子、女儿不具备这几个条件。“让不具备管理企业能力的人来掌控企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利用这几年的财富积累，支持他们去做适合自己的事业。其实，把企业传给有能力的人去经营，让企业永葆活力，这也是一个企业家应该履行的最后一份责任。”

　　说到两个可爱的女儿，承明的神情有些黯然。“对孩子、对家庭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创业，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虽然帮助了很多人，但没有很好地管自己的孩子，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想起来我心里就辛酸。我的大女儿去日本读书，全靠打工养活自己。她从不对人说自己的爸爸是董事长。女儿这么懂事让我十分感动。”

　　承明告诉记者，现在他已经把部分股份转移出去。“这个企业虽然是我一手创办的，但是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所有股份都会无偿转移给他人，将来我留给这个企业的惟一印记很可能就是一张泛黄的照片，让员工们知道我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就行了。我还曾跟家人探讨过，我走后，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人体器官都要捐献给社会。”

　　尾声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唤起社会上更多的人去关注贫困地区的人们——承明心语

　　虽然事业有成，但承明一直保持着勤俭朴素的本色。在被查出癌症之前，他一日三餐都跟员工们一起吃大食堂。走进他在东胜厂的单身宿舍，打开衣柜，记者发现30来件衣服中有十几件的领口或者袖口已经磨损不堪并打有补丁。清洁工杨元苹说，这还不算什么呢，董事长有一双皮鞋，穿了四五年，她曾拎着去找鞋匠修过不下十几次，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修补了，她才瞒着承明把皮鞋扔了。杨元苹说，这种事可能在贫困地区不算什么，但是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承明又是这么一个大老板，生活还这么节俭，她还从未见过。

　　“别看我在吃饭穿衣上不太讲究，其实，我是一个热爱生活、很会享受生活的人，不过我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承明告诉记者，在工作之余，他喜欢游泳、打乒乓球、高尔夫球，喜欢唱歌、跳舞，还特别爱好收藏把玩石头、字画、古家具、印石，生活中处处浸润着一种闲情雅致。他兴致盎然地带着记者参观了他琳琅满目的收藏室。“人生的精彩，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我认为，我的人生很精彩，因为只有经历苦难和磨练，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享受！”承明说。

　　近段时间，承明一直在香港和上海两地进行治疗。1月6日，在他回深圳休息的间隙，本报记者终于在东胜电机厂见到了承明。看到他一副乐哈哈的样子，记者赞道：“气色不错嘛！”他嘿嘿一笑，摸了摸光头说：“这是假象。你瞧，头发都化疗掉了。”

　　承明已经和癌症抗争一年了，他的知青朋友们亲切地叫他“周岁宝宝”，希望他能创造生命的奇迹。承明告诉记者：“如果生命能延续，我会致力做好‘阳光扶教公社’这个项目，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孩子读书的问题。我帮助别人，做好事，主要是承担一份我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想用这种方式传承这种社会责任，希望更多的人担负起这种责任。”

　　采访中，承明反问记者：“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阳光！”未及记者回答，承明快速地给出了答案。他说：“如果哪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再也不能与阳光相伴！现在，我祈求上苍能把我的生命再延长一点。”

　　“我的余生肯定是全部交给爱心事业了。”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想到，当希望小学建成时，有可能他已看不到了时，承明说：“不管我那时候还在不在世上，只要学校建起来了，我的愿望实现了，在天堂里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最喜欢什么颜色，他未加思考脱口而出：“绿色。”

　　是天意，还是巧合？这时，记者才恍然明白，为何整个东胜工业园的建筑物外表都是绿色。

　　置身绿意盎然的厂区，回味承明一句句朴素的话语，追寻他一串串爱心的足迹，他的余生、他的未来分明已映射出生机勃勃的绿色，丰盛收获的绿色，梦幻迷人般的绿色……因为，绿色代表着新生和希望！

　　满面笑容的承明正在用自己博大的爱心和最后的生命书写着他对社会责任的思考、感悟和传承。

　　深圳商报记者陈锡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