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克里斯多佛-布鲁姆去世时只有四个月大。他的父亲发现他僵直冰冷地躺在卧室的育婴床中,双手在脸旁攥成一团,鼻子周围的血迹已干。病理学家告诉克里斯多佛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
事故发生于1987年6月。从那时起,他的尸体就被安置在伦敦一家太平间里,温度常年保持在-8℃,他幼小的躯体被裹了起来,安放在一个极少被打开的成人用停尸格中。上面标注着:“婴儿布鲁姆:已故。”
克里斯多佛将一直躺在这里,直到被埋葬或者火化。但是,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都不大。克里斯多佛的父母拒绝对他的死亡进行登记,而只有登记后才能举行葬礼。
布鲁姆夫妇只是不愿儿子的死亡证明上写有这样的字——“婴儿猝死综合症”。
这个婴孩的事被重新提起,源于《卫报》对英格兰和威尔士验尸官进行的一项调查。婴儿布鲁姆的例子极为罕见。没有人因为克里斯多佛的悲惨境遇而受到谴责。但是,这件事反映出了验尸领域存在的困扰:法律在这方面模糊不清,验尸服务行业缺乏资金和人才。所以,验尸官就成了验尸领域的核心人物。明天,政府将公布相关体制的改革计划,而该体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就很少改动过。
对克里斯多佛的父母布鲁姆夫妇以及其他与他们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该领域的相关法律太不灵活、也太缺乏敏感性。他们希望被关注,但觉得似乎不太可能。
在合恩斯法医站的太平间冷冻克里斯多佛每周要15英镑,这笔费用由夏灵基市议会承担——虽然市议会可以要求总价约为1.5万英镑的费用由布鲁姆夫妇来支付。市议会可以将克里斯多佛搬出太平间,并在公共健康部门(根据《1984年疾病控制法案》)的监督下举行一场教会葬礼。60岁的布鲁姆先生说,如果市议会试图如此,他将寻求法律帮助加以阻止。
市议会官员对《卫报》说,他们曾多次试图与布鲁姆先生进行联系,希望就埋葬其儿子一事进行磋商,但都没能找到他。《卫报》发现,他生活在儿子去世的地方。
坐在与26岁长女珍尼共住的位于伦敦北部埃德蒙顿家里的起居室中,布鲁姆先生说,他知道他不给儿子进行死亡登记已触犯了法律。他说,让他在写有其儿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那张纸上签字,他做不到。“我知道,不将他埋葬听起来有多么可怕。这的确可怕,但这应该归咎于谁?为什么他们宁愿让他在那里躺上20年也不去进行调查?”
他认为,死亡原因被遮掩盖了,并且关键的抽血化验结果也找不到了。他要求把相关医疗文件还给他,这样他就能证明是疫苗杀死了儿子。不过,《卫报》记者了解到,相关化验样本已不复存在。
他说,他的儿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孩”,就在出事的那个夏季,孩子在死亡当天仍端坐在自己的婴儿椅子里。
他妈妈带他到北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看病,但他注射完三支疫苗后便很快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这三支疫苗是百日咳、脑灰质炎和破伤风。
布鲁姆先生说:“他马上开始呕吐了起来。他们止住了他的呕吐症状,并让他回家了。他处于昏睡状态。我们大约晚上七八点钟时将他放到了床上。我再去看他时大约在九点半钟。”
“他的拳头在头旁边紧紧地攥着,脸垂在枕头上。我抱起他,立刻意识到出事了。他的身子不再像婴儿一样柔软,他已经僵硬了。血从他的鼻子中流出。我抱着他尖叫着冲下楼梯。邻居们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并为他进行胸部按压。“我们立刻对疫苗产生了怀疑。”
布鲁姆先生将希望寄托于验尸报告,希望能证明他儿子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但是结果却令其大失所望。他曾请过三位律师,但如今他已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他曾要求对儿子的死展开审讯。但是,来自伦敦北部的验尸官比尔-德曼医生告诉《卫报》记者,布鲁姆的愿望不可能实现。“我不是婴儿死亡当时的验尸官。我只是同情这个怀着如此悲痛心情生活的可怜人,而他的悲痛是任何调查或验尸报告所未能解决的。我真心希望事情能够得到解决,我只是担心他能否接受一个悲剧性的真相。”
“有时我告诉自己,出于人类的慈爱之心,这事应当有个结局,因为没人能够承受下去。至少,假如有座墓的话,那孩子将得到一块被人缅怀之地。”
夏灵基市议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多年来我们试图通过他们的律师和布鲁姆夫妇寻求解决此事的办法,但他们毫无回应。由于布鲁姆夫妇仍未对儿子的死亡进行登记(死亡登记是举行葬礼的合法程序),婴儿的尸体仍被安放在太平间内。”
布鲁姆先生也无法预知事情将如何收场。“我希望这件事不会永远拖下去,”他说,“当然,我想还是把他火化了吧。假如他们现在就把他移出来,我将会埋葬他,但如果在死亡原因上还是“猝死”二字,我将不会在死亡登记上签字。”
(天下)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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