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村”里人见少，折射人生冷暖社会“晴雨”

　　上访村最多时据说居住了三万人，现在过去缩小了近三分之一，“上访村”的“村民”人数变迁，折射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种种举措对协调各方利益、调处社会矛盾已经起到作用

　　1月9日上午，北京丰台区幸福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处，二楼尽头南侧的一间办公室。

一位工作人员和李玉梅(化名)谈了一个小时：“已经离婚了，你怎么能住到人家家里”，“那套房子比分给我的要好”，“可是你这样做不合情理啊！我们帮你去做工作，把差的钱补给你？”

　　来自辽宁的李玉梅坚持上访了十年。离婚以后，她希望分到前夫父母家的一处房子，代替法院判给自己的那套旧房子。

　　“这是老户了”，接访处的工作人员在李离开之后，告诉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倾听他们的诉求，尽一切办法协调解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办公室的附近，还有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办，它们都坐落于北京市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靠近永定门火车站。进京上访人员集居在这附近五六百亩的空间内，形成北京的“上访村”。“上访村”几乎成为中国信访情势的“晴雨表”。前几年，这里的上访者曾经人满为患，“最近两年，这儿的人明显少了。”一名在接访处维持治安的警察说。

　　去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利益诉求机制”；此前，有关领导人多次指示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上访村”的“村民”人数变迁，折射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种种举措对协调各方利益、调处社会矛盾已经起到作用。“上访村”所见所闻

　　但留在这里的人仍在坚持。来来去去的上访者中，通常的抱怨是自己的“冤情没人管”，都盼望“冤情”一朝得雪。支持他们的，是心底里对信访体系上的期望

　　和来这儿上访的许多人一样，李玉梅也居住在“上访村”。这里不仅靠近最高法、国家信访局和人大常委会的来访接待部门，周围还有大量廉价平房可供出租，成为上访人员的天然聚集地。

　　走进“上访村”，垃圾随处可见，污水在路面上恣意流淌，经过北方冬天的夜晚，又凝结成一块块黑色油腻的冰渍。路边是破旧的平房，透过布满尘土的窗户很难看见阴暗的里面；有的木门上写着“旅馆住宿5元/人”，黑红的漆字潦草而斑驳。

　　拐过一条胡同，在一块稍显空旷的沙石地上有不少简易窝棚，都是用木条、棉絮、塑料布等搭建而成。在背风的角落里，地上凌乱地铺着几床棉被。这也是一个个上访者栖身的地方。

　　62岁的李贵荣在这样一个角落里伛偻着身子，穿着近乎黑色的棉服，脖子以上裹着两条破围巾，只把眼睛露出来。“条件好的可以住旅馆，我们没钱只能睡这儿了。”时近中午，她把墙脚塑料瓶里的水倒进地上的铁锅，又从一个陈旧的帆布包里抓出两把米，开始就地做饭。

　　做饭的“灶台”用几块砖块在路边垒成，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这时，其他“村民”也正用这种灶台烧水做饭。火苗闪烁、烟雾弥漫。

　　在这里，上访的人自发形成了与接访单位基本相对应的秩序。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处门口，一位来上访者告诉记者：“早上先领表，填好以后再交进去，然后去大厅等着被喇叭喊名字。”

　　国家信访局接待处紧邻着人大常委会的来访接待处。门口的上访者三五成群，共约百来号人，上访者低沉的交谈声隐约可闻。偶尔有几个上访者高声说了一阵，尽管显得非常激动，但没有引来太多人的注意。他们中间，有的是拿着材料等待进门，有的是过来交流信息。

　　在最高法接待处，领表的地方队伍有一二十人，大厅里有300人左右。每个人都抬着头，盯住面前不断更新滚动的大屏幕。

　　“高法指定地方法院办理的案子都会公布在屏幕上。除了上访人的名字，案件号，高法将每一个受理案件发回地方办理，都将地方法院直接办理人的姓名和办公电话公布，访民们可以现场打电话过去证实。”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大屏幕是2003年立起来的。

　　来自各地的访民集中在“上访村”，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思考和行为生态环境。在这里，每隔10米就能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打字复印”、“标准装订材料”、“法律咨询、代写文书”等，以及“有专家、记者、律师及有关人士为您代理”的字样。

　　但留在这里的人仍在坚持。来来去去的上访者中，通常的抱怨是自己的“冤情没人管”，都盼望“冤情”一朝得雪。支持他们的，是心底里对信访体系上的期望

　　。信访量增减背后

　　国家信访局局长说在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信访村”可以看成是群众诉求的“温度计”。来这里上访的人一旦多了，说明群众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中梗阻”。而在近年各种综合措施下，“上访村”的规模已经缩小。

　　“现在的上访村比过去缩小了近三分之一”，附近摆摊的当地人老龚说。在接访处门口，记者接连询问了几位上访“老户”，都得到类似的回答。

　　“来访人数大致在2005年以后不再上升，”最高法接访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据他透露，过去一年，登记来访的上访者总数还有所下降。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记者，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是否畅通，在信访渠道可以直接体现出来。

　　2003年“非典”时期过去之后，封闭了一段时间的来京上访渠道突然开闸“泄洪”，猛增的来访量使有关信访部门应接不暇。“上访村”正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规模，最多时据说居住了三万人。

　　2003年底，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曾指出，当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

　　他同时指出，在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波动的“上访信号”受到中央重视。2005年5月1日，新的《信访条例》正式实施。国家信访局有关负责人称，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信访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畅通信访渠道是保护公民权利，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措施。为此，新条例专门增加一章规定了畅通信访渠道的内容。

　　2006年，国家信访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条例》实施一年来，信访总量多年持续攀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呈现“信访总量下降、集体上访下降、初信初访下降”的态势，基本实现了“畅通信访渠道、创新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维护信访秩序”的目的。

　　表现在信访村，就是这里的上访者人数趋稳，并有所下降。“关键是畅通与多元化”

　　“人大、政协、基层团体，以及媒体、听证会、民意调查、民主恳谈会等等，都是多元化诉求渠道的表现形式”

　　但积压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上访村”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

　　从信息渠道入手解决社情民间畅通问题，是许多地方的选择。比如山东开通群众来信“绿色邮政”，群众寄往本市、县、乡三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来信，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群众来信”，一律免贴邮票；江苏省为确保群众诉求渠道畅通，把听证对话制度引入大调解机制，等等。

　　干部个人的沟通意识也在增强。在“市长热线”“信访电话”成为各部门通讯簿上最显著号码的同时，2006年新诞生的林林总总的官员博客，开辟了另一条渠道。2006年4月初，郑州市物价局局长陈军安开设了官员博客，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他说，政府部门负责人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沟通渠道却非常有限。

　　“在博客上，上访信息只要及时得到处理，就不存在当面闹得很僵的情况。而机关现有的程序确实比较复杂，从处室到分管领导再到我，太过漫长。”陈军说。

　　看来，利益诉求渠道的建设仍然有很大空间。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戴焰军认为，随着我国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人们的利益诉求表达意识也日益觉醒。各个利益群体用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本身就给现有的诉求渠道造成压力。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王长江则认为，畅通诉求渠道，关键是使诉求渠道多元化。

　　“人大、政协、基层团体，以及媒体、听证会、民意调查、民主恳谈会等等，都是多元化诉求渠道的表现形式，”王长江说。

　　如何在平时使这些制度资源得到更公平的使用，是建立畅通、多元化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方面。

　　“信访是一个重要渠道，”戴焰军说，“此外，还要更多地关注网络、社会组织的发展等更广阔的民意空间。”(记者董瑞丰、实习生葛维樱)据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