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到你嘴里都成了哲学”

　　这是梁漱溟先生的一段故事：

　　他的侄女要出嫁了，新姑爷是他的得意门生，于是在婚宴上便请他训话。他说了一段夫妇应当相敬如宾的理论后，举例说明之：“如像我初结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手指着在座的太太）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是十分的谦和。

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泡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话还没有完，忽然他太太大声叫起来：“什么话！瞎扯乱说！无论什么到你嘴里都成了哲学了……”太太好像很生气了，他便不再说，坐了下来。

　　“无论什么到你嘴里都成了哲学”，抛开其中略带嘲讽的意味，这倒是一个很准确生动的评价，梁漱溟的人生在很大意义上是哲学化了的。

　　哲学是“爱智之学”，哲学家之所以异于常人，首先在肯用心！所谓观察深刻、见解高超、思想周密……一切哲学家所具之特点，均可由“肯用心”训练出来。一事一物，在旁人不成问题，哲学家可以成问题，而研究思考。其所以成问题不成问题者，在肯用心与不用心而已！

　　梁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问题没解决前，他比什么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这位小老哥一生就是找问题，想问题，钻问题，解决问题，又生问题，循环不已。

　　他不仅是认真求知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寻根问底、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这些可谓梁漱溟先生一生治学为人的显著特点，也是他成为卓越思想家的重要缘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梁漱溟先生受蔡元培先生赏识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先生则抓住这一问题不放，进一步思考，一年后，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讲演整理成书出版，这便是他的成名作，在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历经坎坷，到了晚年，梁漱溟先生为人治学的风格依然未变。那些大事且不谈，来看这样一件。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有关方面为一位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人物举行90诞辰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开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顾这位著名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梁漱溟的讲话吸引着全体与会者。这番话，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风格。在不同的情势下，他对那位朋友的评价，也体现了哲学的辩证观点或逆向思维。在经常是跟风转、一边倒的情况下，越显得梁漱溟先生的可贵。

　　我们不难看到，当今世界、当代中国遇到了许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需要有更多的思想家来回应解决。套话、门面客气话，听起来是令人舒服的，但一点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假话、空话更会误事。这是从历史上不难看到的。梁漱溟那种凡事都问个为什么、表里如一的真正哲学家风范，确凿地为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指示了努力的方向。